前段时间，《北京晚报》“铭记”栏目刊登了1939年井圪塔村民与敌人英勇搏斗的事迹，并介绍了作家萧殷曾专门写过系列报告文学。

近日，笔者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不少第一次发掘到的珍贵史料，通过这些资料，展现出作家萧殷鲜为人知的记者生涯。

萧殷（1915-1983），我国著名作家与文艺评论家。原名郑文生，曾使用笔名萧英。在抗日战争时期，萧殷毅然投身革命的洪流，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延安和晋察冀边区，以笔作为武器，从事记者和报纸编辑职业，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萧殷八路军军装照（正面）

在范长江领导下的“青记”担任干事

1938年初，23岁的进步青年萧殷（本名郑文生），为躲避反动派的迫害，从广州流亡到上海。他到上海后不久得知，因为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他也被上海的国民党警察局盯上，萧殷不得已只好用自己的笔名“萧英”四处躲避（1936年10月，他以“萧英”的名义写信给鲁迅，并寄上自己的散文《温热的手》）。

此时，随着日寇日益紧逼的紧急形势，萧殷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来到了武汉。在武汉，他有幸跟随当时著名的记者范长江，开始了记者生涯。

1938年3月30日，范长江倡导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萧殷（萧英）出席了成立大会，并且在会上被选为“青记”的干事。

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所办的刊物《新闻记者》的创刊号上，刊登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理事名单”，名单中的“干事”一栏就有“萧英”。

“青记”理事陆诒（1911-1997）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会“选举范长江、傅于琛、陆诒、钟期森、曾圣提、朱明、徐迈进、陈子玉、夏衍、陈同生、恽逸群为理事，推定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三人为常务理事，朱明为秘书，具体领导会务。在常务理事下面，分设总务、组织、学术三个组，各组除由理事兼任正副主任外，另设专职干事。当时，总务组的干事是萧英，组织组的干事是冯英子，学术组的干事是朱楚辛。”

“青记”成立以后，萧英被分配负责《新闻记者》的编辑工作。当时“青记”曾召集在武汉的各方面代表人士，举行国事座谈会，通过大家发表意见，坚定了抗战的决心，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

当年“青记”干事冯英子在《在武汉的日子里》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回忆：“《新闻记者》创刊号封面，就是用了一次座谈会的签名。浩浩荡荡的阵容，有力打击了当时的动摇和投降空气。”萧殷以“青记”干事的身份参加了座谈会，他的名字也出现在签名的图片上。

萧殷利用《新闻记者》杂志这个阵地，以“萧英”的笔名先后在第一卷第二期，第三期和第五期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上海〈大美晚报〉被禁发行与纵容侵略》《以打击汉奸〈庸报〉的手段打击一切民族罪人》和《利用汉奸内部矛盾加速其崩溃》。

不久，随着局势的紧张，经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安排，萧殷离开武汉来到延安，在延安“鲁艺”学习，并于1938年10月入党。

最近，笔者发现了一则新的材料，那就是萧殷在1938年10月底，写了一篇题为《鲁迅艺术学院的轮廓画》的文章，向外界报道了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们生气勃勃的情况。

这篇报道以“全民社肤施通讯”（肤施为延安旧称）名义发表在1938年10月28日的《新华日报》以及1938年11月7日出版的第32期《战斗》杂志上。

萧殷在报道中大力推介延安，他相信全国青年在看到他介绍的“鲁艺”后，会像当年自己看到延安的油印小册子一样，受到鼓舞和启发，继而投奔红色根据地。

在延安做李公朴的助手

到延安之后，萧殷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结识了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与他并肩战斗。

在此之前，萧殷与李公朴并没有见过面，但萧殷与李公朴创办的全民通讯社颇有渊源。

1938年6月，当萧殷毅然决定离开武汉前往西安的时候，为了避开路上被盘查的麻烦与危险，萧殷找到了在武汉的全民通讯社帮忙。全民通讯社是1938年初，李公朴、阎锡山和周恩来商议后，在太原成立的通讯社，李公朴为社长。太原失守后，该社移至武汉、重庆、成都等地，通讯社向国内外发送大量战地新闻、通讯。当时，全民社给萧殷一行七个人开具了一张“全民社西北旅行团”的公文，使得他们得以顺利成行。而萧殷到了延安以后，就以“全民社肤施通讯”的名义写了“鲁艺”的那篇报道。

同年10月，对国民党感到失望的李公朴，怀着对共产党、八路军越来越高的信心，决定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所在地——延安参观学习。他偕同夫人张曼筠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到达西安。在西安，他们乘坐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经过几天的颠簸，于11月24日来到延安。

在延安，毛泽东到李公朴夫妇的住处和他们长谈，李公朴夫妇深受鼓舞。李公朴一行结束了在延安的参观考察后，决定到山西的吉县、乡宁、襄陵、汾城、临汾等县考察。

萧殷在“鲁艺”学习结束后，适逢1938年11月6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成立，因萧殷是“青记”总会的干事，在延安分会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李公朴在延安时，党中央委派萧殷辅助李公朴的工作，后又跟随李公朴开始晋西之行。根据最新的发现，萧殷从延安给龙川的友人写过一封信（原载1939年8月13日出版的《新龙川》杂志上的《西北鸿爪》），信上说，“因李公朴先生来延安，坚约我同赴山西，任其私人秘书。”

晋西之行，萧殷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写文悼念温健公；二是采访和报道了井圪塔惨案和村民英勇抗敌的事迹。

温健公（1908―1938），广东梅县人。1928年夏，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受中共派遣，到河北做统战工作，参与组织河北抗日民军，任河北民军总部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同年秋，温健公来到武汉。1938年再赴山西抗日前线。12月26日，在山西吉县被敌机炸弹击中牺牲，时年30岁。

温健公牺牲后，李公朴要求萧殷采写一篇文章，报道温健公烈士的事迹，并表达对温健公深切的悼念。

接受任务后，萧殷找到温健公先生的夫人宋维静女士，详细了解温健公的事迹。宋维静是192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她受党组织的派遣，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搜集、传递情报。她是中国共产党传奇女侦察员之一。

萧殷拜访了宋维静女士，因为对他的信任，萧殷拿到了温健公先生日记。经过仔细研读，萧殷了解了温健公先生的伟大品格和坚定的革命态度，并写成纪念文章。除此之外，还写了一篇谈论文艺的文章，两篇都以李公朴署名，投往邹韬奋创办的《全民抗战》报上。

就在温健公牺牲后不久，在山西吉县发生了日本侵略者对井圪塔村村民进行屠杀的惨案。1939年1月，李公朴参加了在吉县县城举行的井圪塔烈士追悼会，并应吉县县长的要求，写了一篇近千言的碑文。随后萧殷到井圪塔村进行了实地的采访，写下了揭露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歌颂井圪塔村民与敌人英勇搏斗事迹的报告文学：《井圪塔的血》。该文于1939年3月23至25日分三天刊登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极大地激起了全国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以及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北京晚报》2020年10月5日“铭记”栏目对这段历史做过详细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萧殷后来在吉县拍下了一张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单人照，这张照片上有萧英的英文签字和日期（1939年5月14日），很多研究者也因此认为照片的拍摄日期就是1939年5月14日。但是不久前，笔者在广东河源的“萧殷文学馆”查看资料时，看到了这张照片的原照，翻到照片的背面，一行字赫然出现：“一九三九二月摄于山西吉县中市村，时与李公朴先生一块工作。树民摄。”这正是萧殷在吉县与李公朴一起工作并写作《井圪塔的血》的时间。它纠正了以往对照片拍摄时间认识的错误。至于照片正面为何又写下“1939年5月14日”的日期，只能留待今后的考证了。

照片的拍摄者“树民”，即为方树民，他是当时与萧殷一起被派往李公朴处帮忙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一人为罗平）。1938年，方树民和萧殷在武汉的抗日活动中有过交集。1939年，方树民又受党中央派遣，成为李公朴“抗战建国教学团”的成员，后来他使用“方仲伯”的名字，并一直担任李公朴的秘书。1985年他还编写了《李公朴文集》一书。

很少提及的一张合影照片

1939年4月，李公朴一行第二次访问延安。学者孙彩霞在《李公朴两访延安》（《炎黄春秋》2002年第5期）中写道：“经过在晋西南几个月的考察，李公朴迫切感到需要组建一支‘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战区‘宣扬民族抗战意义，教育民众抗战知识，交换抗战经验，学习抗战工作，推进抗战教育，奠定建国基础’。他重返延安，希望中共在建团人员上给以支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亲自负责。李公朴和胡耀邦多次商量，最终从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抽调了九名干部，组成‘抗战建国教学团’，李公朴任团长。”

1939年6月，山西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1893-1947），邀请“抗战建国教学团”前往山西开展抗日宣传与教育活动。在离开延安前，教学团人员与送行人员留下了一张合照。回到延安不久的萧殷，应该参加了对李公朴的接待，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合照之中。

前排左一为延安接待处处长金城，右一为续范亭，右二为李公朴，后排的续范亭与李公朴中间为李公朴夫人张曼筠。

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张照片少有人提及。萧殷在李公朴那里工作过短短几个月，后来他被人诬陷，他本人也受到审查。虽然后来发现萧殷并没有什么不当行为，但萧殷本人对这一段的历史叙述甚少。或许他忘记了有过这么一张照片，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过这件往事。

前段时间，一位研究晋察冀边区历史的学者说，在这张合影中，站在李公朴侧后方戴眼镜的人疑似萧殷。我找到这张照片，咨询了萧殷的子女，他们都觉得很像是当年的萧殷。为了进一步核实，我把合照中疑似萧殷的头像，与萧殷同期的照片用人脸识别软件进行了对比，对比的结果是，两张照片的相似度为90%。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萧殷。

1939年6月，在延安送走了李公朴一行，萧殷结束了为期几个月的辅助李公朴的工作。随后，他接受了新的工作安排，到太行山参加《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

任《新中华报》编委开设专栏

在萧殷的履历中，后人很容易查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曾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1941年）、《晋察冀日报》（1945年）、《解放三日刊》（1945年）、《晋察冀日报》（1946年）、《晋中导报》（1946-1947年）以及《石家庄日报》（1948-1949年）等报纸工作过，但其实还有一段工作经历，萧殷自己极少提及，也很少有文章介绍。这就是他到延安后不久，曾担任《新中华报》的编委，并为该报纸撰写过多篇报道。

《新中华报》的前身是《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12月11日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因红军长征而停刊一年。《红色中华》于1936年1月16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

1938年，萧殷成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理事后不久，便成为了《新中华报》的编委。根据杨小川《〈新中华报〉介绍》一文的记载：《新中华报》“主编是向仲华，徐冰具体指导。汪仑、萧英（即萧殷）、雷烨、员宪千、方树民、刘毅、黎光等参加编委工作。”

萧殷参加《新中华报》编委的具体时间不详，但通过查询当年的《新中华报》的资料，我们发现了他以“萧英”的笔名在该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

目前所发现的萧殷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第一篇文章，是1939年2月25日刊登在第4版的《母与子》（他刚刚写完报告文学《井圪塔的血》），讲的是一个抗日军人家庭里的白老太太收到儿子来信的感人故事。在信中，儿子表达了在日寇侵略屠杀的家仇国恨面前，舍小家保国家的豪言壮志。

在当《新中华报》的战地记者与编委期间，萧殷还开设有一个专栏：《西线小故事》。在这个专栏里，刊登的是发生在晋西抗日前线的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每个故事篇幅不长，仅为1000字左右。《西线小故事》的第一篇是《传令兵之死》：一位八路军的传令兵在送信途中与敌人相遇，他沉着利用地形，消灭了十多个日本鬼子后，咬碎并吞下了文件，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39年8月25日《新中华报》刊登的《传令兵之死》

《西线小故事》的第二篇名为《引路》，说的是妻子和弟弟都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庄稼汉宋宝才，在敌人枪口的逼迫下，为日本鬼子带路的事。宋宝才怀着对鬼子的深仇大恨，毅然决然地把敌人引至我方游击队和军队埋伏的山沟，全歼了这股敌人，而他自己却牺牲了，“一把刺刀就刺进他的胸膛。于是我们忠勇的庄稼汉就在朗笑声声中倒在血泊里；斜照过来的阳光，正温暖地抚摩着微笑的脸……”

这个《引路》的故事，与我们所熟知的王二小的故事何其相似。萧殷通过他笔下的故事向世人揭示，在侵略者面前，有千千万万个宋宝才，为了打击侵略者，义无反顾，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把侵略者引向灭亡的道路。

《传令兵之死》和《引路》分别发表于1939年8月25日和1939年9月1日。而在1939年7月初，萧殷就奉调到敌后太行山去工作，也就是说，上面的两篇文章，很可能就是在他前往太行山的路上撰写的。

前线采访中腿部受伤

1939年9月底，萧殷抵达北方局，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编委及通讯联络科科长。在这里，萧殷经历了人生最艰苦的、生死只在一瞬间的战地记者生涯。

当时许多新加入到记者行列的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写新闻消息。看到年轻记者的困扰，为帮他们解决苦难，萧殷编辑油印了刊物：《通讯与联络》，并以“黎政”的笔名，写了指导青年写作的小册子：《怎样写新闻消息》。1951年，《怎样写新闻消息》正式出版，如今，河源图书馆的“萧殷文学馆”展柜里收藏有这本书。

萧殷以笔名“黎政”撰写的《怎样写新闻消息》

作为战地记者，萧殷活跃于太行山和冀南平原，他前往冀南抗日根据地采访平原游击战战况，也常常跟随军区作战部队一起参加战斗，写出了大量反映敌占区人民战斗生活的报道。1957年萧殷的《严寒的夜晚》（《萧殷自选集》）一文，回忆了他当年做战地记者的生活。文中，萧殷生动地记录了1939年11月份他和战友们在严寒中彻夜难眠的经历，除了坐起来聊天，美其名曰“精神会餐”外，就用打球驱寒：“昨夜，冷得无法入睡，为抵抗严寒，我们六个人到场子里打篮球，直至黎明，清晨则开始工作……”在文中他还提到，与他建立了深厚情谊的记者战友李谦、杨播、小刘后来全部英勇牺牲。

1940年1月，报社派萧殷到冀南抗日根据地采访平原游击战以及根据地建设的情况。萧殷随军赴游击战前线，转战一个多月，及时报道人民和抗日武装与敌人战斗的事迹。

在前线，萧殷经常给冀南妇救会的干部与工作人员讲前线的新闻消息，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工作人员宋创在《战地记者故事多》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半个月没有见萧殷同志，认为他又到前方采访去了。同志们期待着听他讲更新消息，有时互相问问为什么萧殷同志还不回来。我真想知道前方的消息，萧殷同志和新闻联系在一起了，我想知道鬼子在各地的暴行，更想了解前方群众的抗敌热情……”

1940年3月，在冀南保卫战期间，萧殷有一次采访冀南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后，随同部队返回冀南军区司令部。在进入一座村庄时，被村民告知村里有敌人，萧殷一行人掉头转移，在转移中，萧殷被受惊的战马双蹄踢伤，致左腿胫骨断裂。后来他被送入军区医院，治疗两月无效，膝盖以下快要腐烂，这时医生建议锯腿，但被萧殷拒绝了，他说：“没有了腿，我还怎么跑战场？”后来经民间医生的草药治疗，萧殷的双腿神奇保住了。在村民家里养伤期间，萧殷数次遭遇敌军进村扫荡和敌机俯冲扫射，但他都侥幸躲过。半年后，他返回《新华日报》，在路上，又遇日寇对“百团大战”的报复“扫荡”，萧殷也幸免于难。回到报社后，因腿伤未愈，萧殷无法赴前线采访，于是专心履行编委职责，参加《新华日报》社论、专论的写作（其中包括“皖南事变”社论的写作）。

1940年11月，萧殷养伤结束，回到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参加编辑工作。1941年1月，延安“青记”召开第三次会员大会，当时的萧殷正在冀南前线缺席大会。后来，他也因受诬告接受审查而未继续参与“青记”的领导工作。

1941年，由于身体原因，萧殷无法到游击区工作，他被调回延安治病。萧殷暂时离开了记者的岗位，在延安学习和工作。当萧殷重返新闻战线时，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当时，萧殷被派往张家口，担任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编辑组长，同时兼任《晋察冀日报》编委。一年后，他的笔名也从萧英改成了萧殷，成为他后来一直用的名字。

纵观萧殷的一生，他是一介文弱书生，却以手中的笔为武器，投身广阔抗日战场，这可以用唐代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一句来概括：“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原标题：作家萧殷的记者生涯）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陈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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