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五色土刊登了李其功的文章《陈荫荣和应运而生的<兴唐传>》，介绍了已故北京著名评书演员陈荫荣与传统评书话本《兴唐传》的出版。资深记者、《北京晚报》的老报人李钟秀在阅读文章后，回想起了自己曾在1962年采访过陈荫荣老先生，深知传统评书得到传承是件非常艰难的事，于是特向编辑部来稿，补充了一段陈荫荣老艺术家与评书秘本《龙潭鲍骆》传承的点滴故事。

陈荫荣口述的评书秘本《龙潭鲍骆》之一《鲍福闯龙潭》1988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余下两册未及完成，陈荫荣先生已经故去。

1962年7月，我曾对陈荫荣老艺术家做过一次采访。地点在位于天桥的宣武说唱团。下午，听了一场评书后，我们在后台开聊。

老艺术家讲，旧时，穷朋友之间，讲交情，重义气。看见朋友有难，又不能不伸把手，帮衬一把。纵使相帮，也只是“宁赠一锭金，不传一口春”。这“一口春”指的是说唱技艺。原因很简单，怕对方抢了自己的饭碗。大家都混迹于江湖，靠的就是自己的手艺和那“一口春”。

于是，彼此之间，产生猜疑、忌妒、隔阂、勾心斗角。

于是又有了“同行是冤家”的俗谚。

有过这么一回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初，天津有位著名说《聊斋》的评书艺人，到北京说书。北京当时说评书《聊斋》的赵英颇，很想向天津的同行学习，事先没有预约，径直到茶馆听书。

他们彼此相识。天津评书艺人，正说到兴致，看见赵英颇过来，满脸堆笑，连向听众道歉：“诸位，今天，我有朋友来了。我们俩好久没见面，要聊会子。请大家多多包涵，书就说到这儿，明天在下再卖力气，多说点。”

赵英颇竟是一个字都没听上。

同行间的防范，甚至在师徒间也出现。“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问题的症结——依然是生存问题。

评书艺人李豫鸣，跟师傅学《清烈传》，学到三分之二了，不知怎的，师徒俩犯了心。师傅不传了。徒弟也不敢进茶馆“偷听”，怕被“撮出来”。

旧时的茶馆，说书的台子，每个方位都有名称。右手是“龙头”，中间为“龙门凳”。同行来听书，要坐在左手。如果说书人不介意，他会把“醒木”往后拉，您就安心地听。如果说书人不愿意这位同行听书，他会把“醒木”往桌前一推，意思是下“逐客令”，行话叫“撮出来”。

李豫鸣还想把《清烈传》学到手，便托朋友到茶馆代听。岂料，师傅早料到李豫鸣会请人代听，爽性，从此不再说《清烈传》了。

李豫鸣下功夫，研究了一部《龙潭鲍骆》。他的师兄品正三知道后，很喜爱这部《龙潭鲍骆》，提出向师弟学习。李豫鸣毫不犹豫，把这套书传给了品正三。

品正三为谢师弟的帮衬，请来众亲友，尊李豫鸣为师兄，自己为师弟。这在评书界是少有的，一时传为佳话。

品正三潜心研究《龙潭鲍骆》，最终成就“品八套”，其中，就包括《龙潭鲍骆》。

陈荫荣老先生于1918年，13岁时，即追随评书名家品正三，直到21岁时，方正式拜师品正三门下。

品正三将整套《龙潭鲍骆》传授给陈荫荣。陈荫荣虽说年轻，但勤学苦练，不会耍嘴皮子，因此，得恩师格外重视，也得到了恩师的真传。

陈荫荣从13岁追随品正三，跟着师傅在北京、张家口、天津等地演出，也熟谙评书界的内幕及游戏规则。他为那些将“一口春”带进棺材的老艺人及他们的绝活而惋惜、遗憾。他决心摒弃这些陋习。

摒弃某种陋习，不仅需要个人的意志力，有时起关键作用的是时代，是一个新制度的时代。1949年，北平解放。1959年，北京评书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宣武说唱团。艺人把自己的技艺，献给了自己的组织。从此，每个老艺人的书目，都有青年人学习、继承。

陈荫荣正值中年鼎盛时期，因他从品正三处学得多部大书，书说得不仅好，而且有创造性，早已被推进“老师傅”行列。他将全部《龙潭鲍骆》传给青年学员李荫川。

为了能使李荫川学好，陈荫荣将自己与李荫川说书的时间，捆绑在同一书场。陈荫荣在台上说书，李荫川在台下听书，边听边记，特别是自己不明了或理解上有“二手”的地方，他都认真记下来。

晚场散场后，师生二人又在一起，李荫川问，陈荫荣答。

一部《龙潭鲍骆》的传授，说得上写下了一篇书馆春秋。

（原标题：一部《龙潭鲍骆》串起的评书传承往事，书馆春秋忆大师）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李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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