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拿到这一匣精美的《冯至译文全集》，非常高兴。要说明的是，这里写着“冯至译文集”，但是也有别人的劳动——《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父亲和母亲姚可崑合译的，《审美教育书简》则是父亲与范大灿先生合译的。

父亲搞了一辈子外国文学，但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翻译家。他说“我不是那种掌握熟练翻译技巧的翻译家。跟我的爱好有一定的距离的作品，硬着头皮去翻译，往往是失败的。”他认为翻译外国文学的目的从积极方面而言是“丰富自己，启发自己”，从消极方面则是“纠正自己”。从这一匣书可以看出，他的译作并不多，却都是本着这一原则完成的。作为“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在继承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吸收外来的养分，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写出自己的新文学作品。他切身体会外来养分的重要，所以从青年时代就积极，甚至是迫切地把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他到德国留学读到里尔克的著作，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但是现在我因为内心的需要，我一字不苟地翻译他致一位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在这十封信里我更亲切地呼吸着一个伟大的诗人的气息。我译它出来，我赤诚地给中国的青年；我只恨我在20岁上下的时候无人把这样好的东西翻译给我。”读里尔克使他感到终于找到理想的诗、理想的散文，也看到理想的人生。里尔克的一些话击中他的要害，使他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他决心研究里尔克，虚心向他学习。虽然由于客观原因研究工作没能继续下去，但里尔克对他做人和作文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几乎停滞了十年的创作之后，我们从他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及一些杂文中可以看出，他的风格变了。他观察、体验，懂得了寂寞同忍耐，严肃认真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他从婉约的抒情变为富于哲理的沉思。

1970年代从干校回来后，父亲曾写过一首诗《自谴》：“早年感慨恕中晚，壮岁流离爱少陵。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我以前读的时候，前两句明白，说的是他前半生；后两句有点不能理解，感觉是否有点儿过谦了。最近整理他晚期的信件和日记才知道这不是谦虚，这是他真正的心声，痛苦的心声。我想起一件事，那是社科院刚开始招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院的一位副院长是我们的邻居，非常偶然地我听见过他们的一次谈话。副院长建议父亲招收博士生，父亲坚决说“不”。事后我问他怎么不同意招博士生呢，照我的想法，他这样的老资格教授应该能招博士生。他说：“不行，这么多年来我们跟国外没有接触，不知道国外现在的情况；有什么新的作品和新的研究，我自己都没有读过，怎么能指导别人呢？”我想起父亲在纪念北大的文章里谈到，他在北大当教师时，曾告诫自己，不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的，这样的事父亲是不会干的。

他痛惜光阴的流逝，特别是“文革”十年的荒废。1972年，他因年老体衰提前从干校回来，除了每天上午的“学习”，还是什么事情也不能干。他苦恼极了，他的一生中对时间从来没有这么浪费过！他含着悲愤的心情翻译了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心里想的是要像海涅那样“万箭齐鸣射毒鹰”。

粉碎“四人帮”后，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他全身心地投入恢复外国文学研究的工作中，那是他的责任。直到1982年辞去所长职务，退居二线，才有了一点自己的时间。那年他78岁。克服着病痛的干扰，他抓紧时间读书、学习、研究。论文集《论歌德》于1986年出版，《审美教育书简》和《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也先后于1985年和1988年出版——这两部书的译稿都是在1940年代战争时期完成的。当年在昆明每次“跑警报”，父母只顾两件事，一件是提起一个小皮箱，里面装着他们的手稿；另一件就是赶紧拉上我，跑。我，总是要消失的，而它们——书籍却将永远清新地存在着，“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虽然现在的人们大多不寂寞，但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品味它们）。

感谢范大灿和关惠文，若没有他们二位的促进和帮助，父亲是绝对不会把这两部40多年前的译稿拿出来出版的。他一定要认真地修改完善，要“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了，尤其是眼疾严重地困扰着他。范先生研究文艺理论，听说父亲有《审美教育书简》的译稿，一再要求父亲拿出来。拿到书稿，范先生不仅细心校阅，做了不少有益的改动，还附加了详尽的提要和注释。为了更全面地介绍席勒的美学思想，他又译出了一篇《论崇高》作为补充。这样，《审美教育书简》出版了。同样，为了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关先生屡次来家，动员父亲拿出译稿；作为责任编辑，他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对译稿进行了校订加工，父亲很感动，在“译本序”后面特地加了一个“附记”表示感谢。

原标题：父亲冯至从不认为自己是个翻译家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冯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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