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龙

话剧《我们的斯诺》剧照 尚士博摄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底,一部由北京大学学生创排、主演的话剧《我们的斯诺》在北大校园上演。区别于从亲历者角度回望历史的作品,它把视角对准一个从未走过那段路的局外观察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
实际上,对北大人而言,这不是一个“拿来”的题材,埃德加·斯诺之墓自1973年至今,已静立在未名湖畔53年。1934年,斯诺任教于燕京大学新闻系,而今日北大燕园正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所在地。他和学生们一起翻译鲁迅、茅盾的小说,也积极向外界介绍、宣传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遵照斯诺生前愿望,他的部分骨灰最终归葬燕园。“我们的斯诺”从标题就给人一种亲切感,他是燕园的故人,也是青年们的同路人。
想要理解斯诺其人和这部话剧,得先回到那本书。1936年,斯诺作为第一个到访陕北苏区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在与红军朝夕相处四个多月后,写就《红星照耀中国》。温儒敏在《人民日报》上称此书“是新闻的传奇,也是出版的传奇”:斯诺以“他者”的目光进入陕北,没有戴上“有色眼镜”,更没有刻意“过滤”,写出了一种有质感的真实与丰满。其笔下的人物有理想有情怀,又“有人间的味道”。
当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斯诺把长征和苏区的真实情况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讲给了世界。当时外界对苏区的认知,大多来自片面的传言与带有偏见的海外报道,没有人知道这支队伍去了哪里、为什么走。斯诺以真实的笔触告诉世界,有这样一群人正在以一种如此不同的方式为中国人民追寻着光明的未来。长征之所以从一次战略转移升格为人类精神史上的伟大史诗,根基在于这段伟大征程本身所承载的信念与力量,而它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则有赖于它被看见、被讲述、被理解。
从创作技法上来讲,《我们的斯诺》巧妙地把“我们怎么排这出戏”作为戏剧结构的一部分,直接搬上舞台。全剧三条时间线并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华盛顿听证室、2026年北大校园的排练厅。这种戏中戏的结构,符合斯诺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视角,让观众跨时空体验到斯诺所看到的世界:那些真实可亲的共产党领导人形象,那些有血有肉却在历史中留不下名字的普通百姓。
同时,这不只是一种叙事技巧。它在观照长征历史之外,将当代青年在艺术实践与历史认知中的现实困惑作为一个问题摆了出来。戏中一位学生问导演:“排这个戏和我们当下的、今天的大学生、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导演答不上来,只说:“我还没想好,但我一定会想明白的。”
当今天的青年距离宏大的历史越来越远,历史本身变得容易被简化、被标签化。如何理解历史,成为他们构建自身身份与文化认同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同一拨演员,在历史角色与当下身份之间跳跃,青年斯诺坚守记录真相的求索,中年斯诺面对质询的无奈,当代戏剧青年与导演打磨台词、讨论戏剧结构——不断交错的戏剧手法,正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的间离方法。其核心是让观众意识到“这是戏”,从而保持理性距离,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它不断提醒观众,台上的年轻人并不满足于被灌输的既定答案,而是在亲自求证、反复试错的过程中,试图自己走向那个答案。
剧中讲了两场长征——一场是真实历史上的长征,一场是斯诺精神上的长征,由此也拓展了我们理解长征的维度。长久以来,长征精神常常和那段伟大的征途紧紧绑定。但长征绝不是一场抵达终点便宣告结束的壮举,而是奔赴信念的持续姿态。
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无法复刻90年前的跋涉与战斗,却依然会在当下不断遭遇人生的困境和抉择的两难。“要不要动身、要不要坚守”的选择,便成为真实的困境。剧末有人追问答案,得到的回应是:“不需要回答。问出来就够了。”这句台词,恰好印证了这层意涵——他们在剧中并不只是复述一场胜利的结果,而是在咂摸“出发”这件事本身的意义。那是人在前路未知、充满不确定时,依然选择出发的能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斯诺》天然结合了校园思政与美育实践的双重属性。导演邵泽辉是北大校友,主要演员多为在校学生。他们延续了北大校园戏剧的传统,体现出北大人对现实主义题材的长期关注。从查档案、磨剧本到登台演绎,学生们全程深度参与。学生从受众转为内容创作者,通过参演更能沉浸式重温斯诺当年的选择,能够获得比书本阅读更深刻的体验。从阅读《红星照耀中国》到创排《我们的斯诺》,从“知道斯诺是谁”到“理解他为什么敢那样做”,用戏里的话说,“这不是一条地理上的路。这是一条理解上的路”。
另一个角度来看,90年后,我们回望、挖掘斯诺的故事,映照长征精神是题中应有之义,更深的一层,是回到“讲好中国故事”这件事的原点。这个关于红色中国的故事曾经被一个外国记者讲得那么好,而如今人人都在表达的时代,又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的斯诺》借戏剧的形式,重述了斯诺给出的启示:真实在场、开放胸襟、替不能说话的人说话,比任何修辞都更有说服力。
话剧的结尾设在未名湖畔的斯诺墓前,剧组的年轻人逐个上前献花,向长眠于此的朋友诉说心中的答案。舞台上投影落下一行字:“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有一场长征。”历史与当下在这一刻,被拉到了同一个维度。长征精神对于每个人都有参照性,历史教育或者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亦是感召个体在时代中去直面考验、坚定选择。(作者为北京大学会议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