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母亲成为快递分拣员之后，“90后”摄影师牛童才真正走近这个数量庞大而沉默的群体。牛童跟随他们走遍工作现场、暂居之所与返乡之路，也开始重新凝望自己的母亲。母亲患病离世之后，他写下这段相伴最后两年的往事。文字里有离别之痛，也有迟来的愧疚与感悟。使该书成为一件寄给母亲和劳动者的温情包裹。
牛童
《分拣人生》 牛童 著 译林出版社
2022年5月，我在北京完成了一个项目的拍摄工作，赚了几万块钱。不久之后，我回到西安的学校，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唠完家常后，她说她最近回家了，快递先不做了。我隐隐感觉到母亲的变化，赶紧问她怎么了。她说，患癌了，结直肠癌，四期。
我坐上了回南京看望母亲的火车。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一些关于火车的事情，也想到了外婆的葬礼。父母还没离婚那会儿，我们常会坐火车去看望爷爷奶奶。初二的暑假，母亲带着我坐大巴回安徽宿州，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母亲也没有多说，只是神情很严肃。等车的时候，她接了一个电话，神情变得更加焦灼。她说，外婆快不行了，怎么一直不来车呢？
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地联想到了离别和死亡。
晚上，火车到站了。我下了火车，竟看到了母亲，我很诧异为什么她会过来接我。天上下着小雨，我没有带伞，她给我递上了一把。但我没有表达对她的关心，脱口而出的是发泄的情绪。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应该在家里！”
母亲因为我的责怪而感到愧疚，没有多说什么。我也意识到，我伤害了母亲。我们又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在劝导自己，我是一个大人了，我应该先说点什么。
我看到母亲把头发剪成了短发，脸上起了很多疹子，皮肤变得有些暗黄。“头发剪短了。”母亲“嗯”了一声，随后说：“最近头发总是打结，变得干枯毛糙，可能是化疗药的原因，剪了方便点儿。”我也“嗯”了一声，又想继续：“脸上……”母亲抢过话头说：“这个是靶向药，靶向药副作用就这样，等停药就好了。”我不敢继续再说什么。我害怕知道母亲在我缺席的这段时间里都经历了什么，她如何一个人接受了这个结果，又如何一个人去医院接受治疗。那天晚上我深刻地理解了一句话：青年对死亡的概念是抽象的，因为始终有一座大山隔开了你和它。但是，不知不觉我爬上了那座山，看到了对面，陷入对死亡的恐惧中……
这段记录因母亲转院而紧急画上了句号。2024年底，医生把我从病房里叫出来，说母亲等不到春节了，最好尽快转到社区医院靠输营养液维持。那段时间，母亲的工友与朋友刘菲阿姨常来帮忙，每天都做一顿丰盛的饭菜送到医院，三菜一汤，一荤两素，一做就是三个月。
在医院里，我看向远处雾霭下的山，夕阳渐渐落下，日晕朦胧，我已不清楚这是在医院看的第几个落日。看着母亲的心跳渐渐微弱，身体已经没有了温度；看着她在昏迷前握着我的手，我忍住哭声，对自己说：“不要哭，会好的……”
母亲离开我的时候只有五十岁，针头在她的身上留下了一块块瘀青。瞧不见静脉的痕迹，皮肤在药物的长期影响下变得黝黑与褶皱。我抚摸着母亲的肚子，这里有两处十厘米大小的手术刀疤，一处呈“L”形，另一处是“一”字形，这两道痕迹成为她生命里最后的坎。
根据医院的要求，我要将母亲转运到太平间。我配合一位医护人员，将母亲抬起并安放在转运架上。她身上的衣服很单薄，我害怕她受凉，悄悄地将手放在她的肚子上。冬天的南京冷风凛冽，一点点雨飘落下来。医院的人主动避开我们，有些探头望来，或许这种事情常在医院发生。
华师傅随后就到。他是做白事的“一条龙”师傅，让我眼泪不要落到母亲身上，说眼泪会让逝者留恋人间。我努力控制着情绪。师傅给我念叨了很多话，但我忘了许多。我洗完手，他说：“儿子帮母亲穿上寿衣。”我为母亲反穿寿衣后，师傅再整个取下，说：“出门吧，我来给她穿上。”
生命原来是有重量的，我在不同场合感受到了母亲的重量。两年前去医院的路上，母亲坐在电动车后座；后来，当她从病床上坐起时，我轻轻抱起了她，不敢直面她的伤疤；最后，我带着小小的盒子走向江边，沉甸甸的，抱在怀里，生命就这样飘散了。
死亡像是一场无形的仪式，风、水流和沙石，在轻轻地为它标记位置，仿佛在感叹人们口中的命运。母亲生前常说，年轻时曾遇上一个算命的，说她前半生多劳，但没说她的后半生。这仿佛是一次命运的提示。她拿着一部只出演上半场的剧本，而当我即将登台的时候，她叮嘱我，向前走，不要回头。
我回到母亲的房间，按照习俗，将母亲的衣物、被子、药品还有她的梳妆台焚烧、扔掉或是砸碎。让儿子收拾母亲的遗物是残忍的，我无法抉择哪些是不需要的东西，它们似乎都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收拾到深夜，我带着一个麻袋，里面放着母亲生前穿的衣物，走到母亲常常散步的地方，找到一处十字路口，将物品洒上一瓶酒精后点燃，最后留下一圈烧黑的痕迹。
母亲的落幕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对她的告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生理上的结束，而是刻在心里的东西一点点被刮去，仍留下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只有这会儿，坐在房间里，我才有时间思考母亲过着怎样的人生——当我为了医药费奔波，往返南京与西安，完成自己的学业时，母亲在想什么。在她刚生病的时候，母亲独自起居，看病，接受化疗。她知道我心里的感受，担心儿子能否承担失去母亲的苦痛，于是她默默将这些担心藏在心里。她认为，生病是她的错。几年前我刚考上研究生时，我们俩因为她的快递工作而大吵了一架，吵到通宵。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对母亲的尊严进行了何种羞辱，又如何轻蔑了她的努力与平凡且实诚的梦想。
当我躺下，躺在她的床上，看着昏暗的灯光，我才想到母亲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确保她的儿子会比她更幸福。我们所有的聊天，都以母亲说的一句话结尾：“等你毕业就好了。”我多想再问问母亲，问她是否早已阅读完了自己的剧本，为了儿子的未来，将艰苦的路用血肉一点点铺平，在他成为一个大人后，再以世间惯用的方式进行谢幕，让儿子每一步都走在母腹之上。
在母亲离开后的第三十二天，清晨五点零二分，她进入了我的梦里，站在家门口的院子前等我。我远远地看到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缓缓抬起手，向她招呼一声，她微笑着向我回应，她原来早就看到了我。我奔跑前去，扑在她的怀里，始终在哭泣。母亲轻抚我的头说：“我现在很好。”我只有哭泣，越哭越大声，在告别仪式上未曾发出的呜咽，在这里发泄。没有倔强，也没有羞涩。我只想真切地告诉她：“我长大了，我太想你了。”我问母亲，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来看我。母亲未语，一直摸着我的头。
因为哭得太用力，还没有说更多的话，我就从梦中醒来了。我将梦告诉刘菲阿姨，阿姨说，她第一周就梦到了。她说：“母亲穿着她从未见过的衣服，很好看。让我不要和你说，怕你还在伤心。”可能在母亲心里，我始终是一个小孩。在医院里，有些病人看到我，还会想到我的母亲，还会流下泪水。她们常对母亲说：“你还年轻，孩子还这么小。你一定能坚持下去。”我不知道母亲听到这些话，是什么感受，我也一直不敢问她。
小区里最近在说两件事情：“小叶去世了”“小叶的儿子上电视了”。记者来访，家门口的小院和母亲照料的植物成了我的背景。记者想了解作为快递员的母亲。他们问我，方便在节目里透露母亲的姓名吗？我说，叶菊。名字很美，像是野菊。
我的青春结束在二十七岁。母亲在厂房里分拣快递，我此刻也开始重新分拣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人生。从那些散落的片段里，一点一点认出她，也认出我自己。
如果说，最近的我还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我现在执拗地相信会有一些东西成为永恒，至少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是永恒的，比如爱，一直到死亡。
我想将她的故事写下来。(作者为90后摄影师，作品入围国际顶级摄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