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儒

　　《世纪故宫》 李文儒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皇宫这种主要由权力决定的、由帝王及其家族独享的垄断性文化资源，转变为社会共有、公众共享的文化资源，是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皇宫——明清两朝使用约500年的紫禁城，百年前因皇权帝制的终结而转型为故宫博物院，虽比世界上同类建筑的文化转型晚了许久，但转型的本质是相同的，同样是现代文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身份之变：皇宫成为博物馆

　　故宫的博物馆化虽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流变过程，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紫禁城帝制统治核心功能的终结，是民主革命的结果；皇家的旧宫殿转型为人民的博物馆，是文化革新与文化建设的结果。在紫禁城这样一个较为固定的空间中，随着时间的流动，演绎和累积着皇朝与民国、君主与民主、集权与公权的对峙与交替。文化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及其功能与服务对象的根本性转变，意味着由皇权帝制主导的文化垄断形态，向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民主形态转型基本完成。

　　依托权力、财富、地位生成并由其主宰的帝制文化形态，在博物馆这一公共文化形态中，仍然以“文物”的形象留存，并直接面向公众。这种帝制文化形态，不仅贯穿在紫禁城500年的帝制历史中，还贯穿在从秦帝国开始的2000多年的历史中。而明清两代的帝制阶段，由于皇权帝制文化形态更加完备和成熟，呈现形态也更加清晰和突出。

　　传统之辨：厘清传统文化边界

　　故宫博物院虽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但有一个问题依然现实：故宫文化、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转型，最重要的是以现代理念，而不是以传统观念看待故宫文化、传统文化，即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建设先进文化为方向，以人民为中心，以创造新文化的辉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目标，来对待故宫文化、传统文化。

　　从文化政策层面看，关于对待传统文化的政策要求、政策导向十分明确，核心表述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这一核心表述中，“传统文化”前面有“优秀”二字的限定。“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传统文化是对历史文化的总称，范围非常广泛，优秀传统文化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尚且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对于在传统文化中大量存在的非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呢？

　　传统文化热的当下，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一定层面和范围内谈到传统文化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甚至消除了“优秀”二字，把传统文化等同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直接用传统文化取代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

　　面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博物馆人如何在社会文化建设中传承博物馆文化中优秀的伦理道德，如何实现博物馆的文化价值？

　　归根到底，是如何在承载着复杂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实物展览中，渗透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功能，即自觉担负起传承博物馆优秀伦理道德、实现博物馆文化价值的使命。

　　策展之思：什么是真正的“国宝”

　　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我们在研究策划、组织举办清代帝后寿庆主题展览时，就不会原封不动地从帝后宫廷的语境中，取用“普天同庆”“万寿盛典”“万寿无疆”之类的词语，装饰和强化展览的主题意蕴，也不会认为帝后的寿庆与现代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华诞有异曲同工之意。至少，会在展览的前言或后记中，说明某次庆寿，如慈禧的六十、七十寿庆，花费银两多少，占朝廷岁入几成，够当时多少百姓维持生计多少时日。如果策划举办皇帝大婚的展览，如光绪大婚，也会说明耗银550万两，按时价折成粮食，够190万人吃一年。

　　我们在评价博物馆藏品和展品的时候，就不会像有的鉴宝节目那样，不讲文化价值而大讲市场价格，硬是把一个本来高雅的精神文化活动，引导到对物品与金钱的追逐上。不妨回想，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后，组织力量清点清宫物品，向社会公布《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排在第一位的，也就是按《千字文》排序的“天字第一号”文物是什么？是推开乾清宫的门，看见的第一件可移动文物——用来挡门的小木头板凳。

　　人们常说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建筑集大成者，是全世界范围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在我看来，紫禁城是中国皇权帝制时代建筑方面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数千年帝制王朝的一曲建筑颂歌，但它同时又是一曲挽歌。紫禁城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颂歌和挽歌之后，在空前和绝后之后，我们现在能从紫禁城获得什么？我们应该获取什么？或者说，紫禁城今天还有价值吗？我们能从紫禁城的历史、文化、哲学、美学中，从紫禁城的布局、规划中，从紫禁城的形态、色彩、声音里感受到什么？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到底是优秀文化多，还是非优秀文化多？今天的人们，到底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是因袭了太多非优秀的甚至是糟粕的传统文化？由此看来，且不说面对为数众多的非优秀传统文化，即便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性的态度和正确的做法，也一定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