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该书深度剖析了陶骏保遇害案、陶成章被刺案、宋教仁沪宁车站喋血案、王金发杭州蒙难案等举国哗然的民国公案。这些精心遴选的历史横断面，完整勾勒出民国初年极其复杂幽暗的社会环境及政治生态：陶成章的殒命加速了光复会的解体，宋教仁遇刺案以共和先驱的鲜血宣告了议会制的夭折……每一桩案例的精准还原，都如手术刀一般剖开民初共和的虚假幻象，揭示出派系倾轧、权谋暗杀与制度困局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

　　张耀杰

　　《血色共和：民初大案与民国政局的嬗变》 张耀杰 著 团结出版社

　　讨论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公案，自然绕不开辛亥革命。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有一个基本共识：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但是，一旦深入历史个案中的具体人物及其生活情境，就不难发现帝制并未远去、共和还在路上。大清王朝的传统帝制被推翻了，帝王思想和帝王权术依然通行。老派军阀袁世凯、张勋曾想尽办法要恢复帝制。而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军政上的后起之秀蒋介石也先后采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总统之类的新派头衔，在层层更迭的制度外壳之下，走向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统治。

　　关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曾经有过经典表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比起孙中山的宏大叙事，胡适对于辛亥革命另有学术性质的研究考察。

　　1926年10月9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15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正在英国访问的胡适在“大不列颠中国学生总联盟”年会发表英文演讲：“我们推翻了‘满清’，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国；我们清除掉了那陈腐的寄生的权贵，可是，我们未能培养出现代的领袖来取代他们；我们打倒了旧的政治秩序，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而且我们也未能控制住辛亥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恶势力。总之，辛亥革命过了十五年了，我们未能把中国建成一个符合它的潜力的现代国家。”

　　“作为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大国，我们太骄矜自满了，因此，我们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及其文明。我们从来就没有真心诚意地要现代化。因此，我们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培养我们的青年去肩负起这个大业。我们现在已经落后日本五十年了，因为在心甘情愿地接受现代文明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落后五十年了。”

　　胡适为中国社会开出的救国药方是：“目前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新的革命……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摆脱夜郎自大的心理。我们必须真心地、认真地对现状表示不满。我们必须对所要创造的新秩序抱有信心。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哲学、新的文学来宣导这个新的信念。没有这种根本的改革，辛亥革命就将永远是失败的……”

　　胡适这篇演讲的英文底稿保存在台北。江勇振教授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午，1917—1927”中翻译引用了这份讲稿。按照江勇振的介绍，一个月后，胡适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再一次论证了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之失败：“民国失败了。可是这不是因为现代中国失败了——现代中国根本就还没有到来呢——而是因为所有的改变都是表面的，几乎完全没有触及根本的政治改革。我们没有现代的领袖，从来就不曾彻底地承认缺点，从来就没认识到新文明在精神上的潜力。”公开表示“我们自己奋起，承担起领袖的责任”的胡适，所开出的通过现代教育培养出治理现代国家的现代领袖的救国药方，还是显得过于浮夸和空洞。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