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北大，有一门美学通识课。课堂上，不同专业的学者从艺术、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多维视角出发，面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娓娓道来。其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老师把目光投向一千年前，讨论了宋代士人对于“生活意境”的追求。

　　邓小南

　　《北大美学通识课》 彭锋 宋鑫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意境来自现实生活

　　宋代士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任职。所谓人生“意境”，其实都来自生活，来自现实。有些官员任职于地方，有责任劝课农桑。南宋於潜县令楼璹创作《耕织图》，其中有画有诗，诗与画相配，用来教百姓怎样育秧、插秧、分秧，怎样养蚕、缫丝和纺织。

　　许多我们熟悉的文人、士人，都曾经任职于地方，从政期间也非常关注民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州时写道：“钱唐作守不为轻。”怎样让百姓拥有比较平和顺遂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写于苏轼初宦杭州之时。西湖的风姿固然得天造之美，而它长久动人离不开一代代官吏与百姓持续的疏浚养护。苏轼再度到杭州赴任后，看到西湖淤塞严重，便动员民工疏浚，建成了苏堤。为这片湖山再添一重人文底色。

　　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时，登上景德寺的高塔，看到城中的房屋如同蚁穴，想到屋中的百姓清晨四散劳作，直到夜晚才相继归来：“念此屋中人，当复几人闲。鸡鸣起四散，暮夜相与还。”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他对百姓生存状况的强烈同情。

　　宋代士人的一生往往很坎坷，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上下沉浮。尽管如此，他们的襟怀仍然坦荡、开放。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一些优秀士大夫面对现实政治时磊落、担当的态度。

　　雅俗之间的宋人审美

　　宋代士人与艺术有关的生活形态，不只体现在艺术创作中，也是从日常生活里渗透出来的艺术品位。

　　唐代中期以后，禅宗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景德传灯录》中说，“行住坐卧无非是道”“纵横自在无非是法”，也就是说，道与法渗透在人间的所有行为和生活之中。因此，在宋代士人看来，风雅处处是平常。宋人有所谓“四般闲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对此不能扩大化，不能认为所有人都徜徉在闲雅的生活里；它只是当时人对某种生活状态的观察和概括。知名名物学家扬之水曾说，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这个时代既有诗的典雅、文人画的意境，也有通俗的词，以及元曲、小说的早期雏形。文学的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和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也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苏轼谈论作诗时说，要“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也说“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把故与新、俗与雅融为一体，才能形成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艺术。

　　宋人有很多用通俗语言表达典雅含义的例子。王安石曾在西太一宫的墙壁上题写一首六言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其中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它写的不只是地方旧貌换新颜，也包含着个人生命和岁月流逝的感受。黄庭坚后来也来到这里，写道：“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这首诗看上去都是俗语，但内含的意义非常深远。

　　钱锺书先生认为，唐诗重在风神情韵，宋诗重在筋骨思理。宋诗看上去有时比较“骨感”，其中却蕴含着深邃的道理。这正是宋人以平常语言写出人生况味的方式。

　　器物画卷里的世间百态

　　宋代有各种类型的画作，比如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宋代士人寄情山水的特点非常明显。山水画能够以有限的篇幅描绘整体的风云大地，天地之间这么广阔的局面，可以在尺幅之间予以展现，比较适合呈现士人的内心境界。黄庭坚诗中有一句“天开图画即江山”。对士人来说，最美的图画就是面前的江山，它能够呈现士人的心境、襟怀和广阔的气象。

　　除了山水画之外，宋代也有市井风俗画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呈现了街市、通衢，以及人们围着听说书、讲故事的场景。这幅画不是照片，不是现场情景的复制，但其格调是写实的。画中能看得出平桥栏杆边这个小局部中有一个蓬发赤膊的人，他实际上是个乞丐，拿着碗向当时在这儿看热闹的人乞讨。所以《清明上河图》不仅反映了城市的繁华，也表现出当时河道周围扛麻包、卸粮食的这些劳动人民的辛苦，体现出当时社会底层生活的艰难。

　　物质文化同样如此。宋代的抄手砚十分朴素，定窑孩儿枕，以及官窑、龙泉窑瓷器，既有世俗喜好的一面，也具有雅致、简洁的风格。宋代器物明显具有“雅俗兼资”的特色，也带给后人一种古典而纯洁的感染力。

　　以艺为途，安顿身心

　　宋代士人的书法、文学和日常生活，往往有雅有俗、大俗大雅。这样的新旧、雅俗观，在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融通的。

　　《朱子语类》中说：“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有的东西看起来粗糙，有的东西看起来精致，但所有精致的东西，都是从粗糙之处生发出来的。陈淳也说，“万物万事、小大精粗”，都是有道理的。

　　如果要概括宋代士人的审美观与生活意境，可以用《论语》中的四个词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游于艺”的“游”，是在学海里遨游，是沉潜涵泳在技艺和文化修养之中。这里的“艺”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不完全相同，它的范围更宽，也包括各种技艺和实践。朱熹强调，这四者是相辅相依的，具有整体性和实践性。有人只在书本上讨论什么是“游于艺”，却不肯真正实践，所以“每每不相似”。

　　因此，“游于艺”并不是停留在书面上的东西，而是宋代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交游方式和表达方式。所谓生活意境，也不是外在的装饰，而是渗透在每个人生命历程之中的人生境界。（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