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王炎
江西小组
长征精神火种从这里点燃
本报记者 高悦
踏上赣南的红土地，脚下泥土仿佛还留存着岁月的温度。我们循着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足迹，在旧址遗存与山河新貌中，探寻伟大长征精神的源头密码。
1934年10月10日，中央机关从瑞金云石山整装启程。随后，八万六千余名红军将士向几十公里外的于都集结。听闻红军要出发，苏区百姓倾其所有：扛木料、卸门板、架浮桥，备干粮、编草鞋……八百余艘船只托起浮桥，为躲避敌机侦察，四天内浮桥反复架拆十五次，一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就此拉开序幕。
如今，于都河畔长征纪念碑临水矗立，复刻木船静泊岸边，默默诉说着跨越岁月的军民鱼水深情。
在这里，我们读懂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内，一幕幕“北上无音讯”的悲壮往事直击人心：沙洲坝村民杨荣显送八子参军，无一生还；华屋村17名青年出征前，每人栽下一棵松树，最终全部牺牲，只剩青松傲然挺立……八万六千余名中央红军，最终只有七千人左右到达陕甘根据地。
明知前路艰险，他们为何甘愿舍家赴难？答案朴实动人。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燕林，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太外公钟国演参军初心：“红军给我们分了田地，家里孩子都小，肯定是我去参军。”
苏区人民亲身体验过新世界的生活，耕者有其田，孩童能读书，人民当家作主。对好日子的向往，点燃了他们心中之火。
2019年5月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时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
沙洲坝红井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吃水不忘挖井人”几个字刻在井旁石碑上，也写在小学语文课文里。饮水思源，是中国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
如今这片赣南红土地早已换了人间。瑞金黄柏乡万亩脐橙林郁郁葱葱，长征大道沿线的服饰厂内一片繁忙；于都河上，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五座大桥依次矗立，车辆川流不息。老区焕发蓬勃生机，长征精神正激励人们勇探发展新路，不断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四川小组
走上泸定桥 才懂“铁索寒”
本报记者 相旭阳
我从小就对“飞夺泸定桥”耳熟能详，它是教科书上的课文，是影视作品里的镜头，是一段被代代传颂的英雄故事。直到走上泸定桥，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大渡桥横铁索寒”。
大渡河裹挟着泥沙奔涌向前，13根铁索横空高悬，桥上虽然已经铺上木板，但桥身仍不停地摇晃。透过木板缝隙向下看，河水翻滚奔涌，令人晕眩。我放慢脚步，鼓足勇气走完这百余米路程。而在1935年5月29日，红军战士抵达泸定桥时，桥板已被敌人拆去大半。难以想象，当年的红军战士，是以怎样的信念，攀着铁索冲锋前行。
91年后，那场战斗仍被铭记。红军战士的巨型雕像矗立在大渡河畔，目光如炬，凝望着勇士们以血肉之躯夺下的那座桥，也见证着这座小城的变迁；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里，用脚步感受那段历史；当地百姓将山间迎春花称作“红军花”，以最朴素的方式缅怀先烈……在泸定采访的几天里，我时刻能够感受到，红色记忆在这里依然鲜活。
最让我动容的，是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里焦黑的木板，上面的弹痕触目惊心。当年，红军战士们就是在冲锋时铺上这样的木板，用它们托起了一支浴血前行的队伍，也托起了一个民族的未来。
传承不仅仅是纪念，更在于接力前行。如今，仅在泸定城区，横跨大渡河的桥梁便多达7座，曾经令人胆寒的天堑变成通途；茶马古道重镇化林村，依托自然风光发展文旅产业，特色民宿吸引八方来客；在冷碛镇幸福坝台地，泸定绿色零碳工业园区已经引来优质项目成功落地……一座座新桥、一条条新路、一个个新产业，正让泸定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在泸定的最后一个傍晚，我又一次从泸定桥上走过。太阳逐渐西沉，广场上音乐响起，当地居民围在一起跳舞，游客三三两两地散着步，河畔的餐馆里饭菜飘香。看着眼前这一幕，我的眼眶有些湿润。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安稳生活，正是战士们拼尽全力换来的。
91年过去了，泸定桥依旧迎接着往来的行人。在这里，人们读懂了勇气、信仰和希望。面对新征程上的考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也将迎难而上，奔向属于我们的远方。
甘肃小组
长征从未远去 只是换了模样
本报记者 朱松梅
时隔十年，我们再次踏上了长征路。
距离那场伟大远征已经90多年。我们之前寻访过的老人已经故去，山石上的弹痕也多半湮灭在风霜雨雪中。那么，在当下重走长征路，意义何在？
超出预想的是，当我们奔赴甘肃迭部县，饱含历史温度的故事源源不断涌来——
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才让拉木是金牌讲解员。从前，馆里不通自来水，就连衣服都要拿到山涧里洗，她和同事们多年坚守，毫无怨言。客流高峰时期超负荷讲解，腿酸了、嗓子哑了，她没喊过一声累。
在朱立村，杨洁是个笑容温暖的姑娘。两年前她进入镇政府工作时，就听说了长征途中“一件红毛衣”的故事。随后，她加入“红毛衣志愿服务队”，节假日也忙前忙后。
在茨日那村，大学生桑杰返乡创业，依托村里的毛主席旧居搞民宿接待。他年轻，脑子活络，很快就把红色旅游带了起来。在扎尕那，村主任道杰东主讲述他们怎么保护生态、接住文旅的“泼天流量”，还给老人建食堂，发分红。
这些热腾腾的故事，很多是“90后”“00后”年轻人创造的，是属于长征路上的新风景。我们甘肃采访组一行五人，有三人是“90后”。在与同龄人的对话中，我们也在审视自己，审视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跟十年前相比，我们的采访流程、新闻产品变了。边走边发稿，每天一睁眼就忙乎，到凌晨还在写稿、剪片子。有天傍晚，我们刚结束直播，累得瘫坐在台阶上，看夕阳一点点坠入群山，美得让人失语。不过我们可不敢太兴奋——在高原，情绪起伏太大，随时有可能缺氧。
采访结束，返回北京。傍晚时分，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隔着舷窗看到了望京的建筑群，看到了通州的五河交汇。流光溢彩的大地，万家灯火闪烁。
那一刻，出发时的疑问有了答案：长征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而我们，正满怀信心地走在属于自己的崭新征途上。
福建小组
军号声声延续不灭的信念
实习记者 陈祖明
今年7月，我作为报道小组里最年轻的一员，回到家乡福建，重走90多年前先辈们踏出来的长征路。
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我隔着玻璃看那本巴掌大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泛黄、卷边。1930年，15岁的罗广茂接过它，对首长说：“人在号谱在。”那年他15岁，只比我小几岁——这个念头让我在展柜前站了很久，难以想象他是抱着怎样一种觉悟，在白色恐怖的动荡岁月里，冒着生命危险将这本小册子珍藏在谷仓底板下。
在宁化泉上镇，我见到了已经古稀之年的夏初发，他花了30多年收集军号等红色物件，自费建起一座纪念馆——没有像样的玻璃展柜和灯光装饰，但夏初发把这里的每一个老物件都“照顾”得很好。面对镜头，他谈起初心，朴素，但真诚——“我不是为了赚钱，只是想让没见过的人能有地方看看……怕以后的孩子忘记。”说这话时，他眼中闪着光。
一本号谱、千把军号，是跨越近百年的守护接力。如今，红军号声在福建武警宁化中队有了新的回响。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会吹军号。优秀司号员张家豪总结吹号的诀窍：“要缓慢、持久地把气往外送，这样号声才能平稳悠长、有穿透力。”我想，长征精神在年轻一代人心中的传承，也正如这军号声一样悠长、持久。
去宁化实地采访前，我总想着寻找烈士后人，刻画典型人物，以为这样就能让文章宏大而富有气势，更能凸显长征的伟大。来到宁化，实地感受军号在三代人之间的传承后，我领悟到，宏大叙事都藏在真实可感的细节中，记录这些普通人的长征记忆，也能让读者体会到历史的余韵。
长征的号声已经传了近百年，接下来还会有人传下去。我很庆幸，能参与到这段百年回响的传承之中。
河南小组
银杏树下 再出发
本报记者 胡德成
河南信阳罗山县，大别山西麓的何家冲，山间的雨一阵接一阵。鸡笼山山岚未散，村口那棵古银杏在雨中更显苍翠。92年前，红二十五军近三千名将士就在这棵树下集结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
一支大多十五六岁的“娃娃军”，破衣草鞋、兵力不足三千，如何转战近万里、率先到达陕北，且到达时兵员不减反增？答案就藏在村里那盘转了三天三夜的石磨里。
何家冲村98岁的王传伟回忆，“国民党来，是翻箱倒柜拿好东西。红军来了，他们有纪律，自带锅碗，在祠堂里做饭，不拿一针一线，还免费给村民看病。”
红军把心窝子掏给了百姓，何家冲人也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了这支队伍。当年何家冲全村不到四百人，为了给红军凑干粮，那盘石磨转了三天。“婆媳姑嫂都在磨道里转，磨得手心起泡，没人吭声。”王传伟老人感慨不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他强调，长征的胜利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克服困难、赢得胜利”。
长征从未真正结束，只是换了一代人继续走。新时代的远征，不在雪山，不在草地，而在每一个需要有人顶上去的时刻：把群众的一件件难事当作要攻的关口，把许下的一句句承诺当作要立的旗帜。我想，唯其如此，才算真正听懂那棵银杏树下的诺言。
雨洗过古银杏，旧叶落进泥土，新芽已上枝头。走吧，银杏树下，我们再出发。
广东小组
五岭逶迤映照信仰之光
实习记者 刘玉洁
作为一名“00后”，长征对我来说，曾更多存在于课本之中，感觉离自己很遥远。8月末，我有幸跟随北京日报采访组走进粤北群山，重走中央红军的转战征途，触摸那段峥嵘岁月。
汽车盘旋在“几”字形山路上，转过一道又一道弯。半山处，我们下车、徒步，寻访红军宿营地。山间浓雾扑面而来，土路被雨水浸泡得泥泞湿滑。置身群山中重读“五岭逶迤腾细浪”，我被深深触动：诗句饱含革命者藐视艰难险阻的豪情，可现实中的五岭，那一道道峻岭险隘，想徒步翻越何其艰难！
走进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时，细雨淅淅沥沥，打湿了那座名为《天下人》的雕塑。雕塑上，村民怀抱着战斗后奄奄一息的小红军，年轻战士伸出手，奋力探向远方。当地村民讲起那段代代相传的往事：这名小红军当年被乡亲救下，弥留之际被问及姓名，只留下三个字——“天下人”。听完故事，雨丝落在脸上，我心里沉甸甸的。
课本上的无名烈士，此刻化为鲜活的少年形象。十七八岁的年纪，背井离乡，为天下穷苦人打天下，“天下人”三个字，成为长征精神的生动注脚。那一刻我真正领悟到，长征精神的伟大，恰恰是无数这样平凡的人以血肉之躯铸就的。
乐昌五山镇石下村上黎组梯田，美景如画。红军当年曾以庄稼收割后的梯田为床，宿营休整。在这里，我们遇见“90后”村干部黎星民，他正举着手机录制短视频。曾经完全不懂拍摄剪辑的他，从零开始当主播，把大山深处的长征往事与梯田风光搬到网络平台。“做自媒体很难，但再难，也没有当年红军长征难。”他说得质朴而恳切。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选择。
一路寻访，我也不断叩问自己：作为一名“00后”，重走长征路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绝非简单打卡红色旧址的游历，而是一场走进历史的精神洗礼。
五岭从来不是等闲细浪，坚定的理想信念，让年轻的红军将士砥砺前行，跨越漫漫征途。如今，我们依然需要点亮信仰之光，不畏艰险、勇于担当，接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贵州小组
在行走中感受历史的厚重
本报记者 丁文捷
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娄山关上，初次大捷；四渡赤水，绝境突围……九十多年过去，红飘带上那抹红色依旧滚烫。
从遵义市区驱车沿赤水河畔向西南，一座钢铁巨桥毫无预兆地闯入视线——赤水河红军大桥。这是国内首座以“红军”命名的大桥，主跨一千二百米，悬于河谷之上三百多米。停下车，我们站在路边仔细凝视它：脚下，是当年红军凭借木船浮桥强渡的险滩；抬头，是千吨钢梁凌空飞架。俯仰之间，九十多年呼啸而过。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登上娄山关，往昔峥嵘岁月如在眼前，天堑早已化作通途。山脚下的红军小学里，副校长辛福羽生于1993年，硕士毕业后投身乡村教育，今年是第三年。提起学生，他有说不完的话，最大的感触是“孩子们眼里有光”。
习水县淋滩村就在赤水河边。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旁，一棵老柚子树枝繁叶茂——这是老红军宋家通从江西宁都带来种子、亲手栽下的，结出的柚子个大皮薄、甘甜可口。村民们叫它“红军柚”，靠着嫁接繁衍，如今已种下三百亩，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之一。
再沿赤水河向前，便到了土城古镇。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藏身老街深处，正是老红军何木林的旧居。儿媳林成英、孙女何莉、曾外孙女何克英，四代人接力守护，义务宣讲红色故事。展板后的水泥墙上，何莉用粉笔一笔一笔写下“重走长征路的含义”。这里的留言册从2024年底写到现在，几百条笔迹来自天南海北。
一路上，这些发现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因为只有在行走中，才能感受历史的厚重，并不断与红色土地生长的新事物相逢。长征故事不会封存在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而是在漫长岁月里扎根生长，深度融入城乡发展的肌理。
回望来路，是为了看清前路。长征没有终点，每一代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出发。
青海小组
回望长征汲取果敢前行的力量
本报记者 晁星
这次重走长征路，我们这支报道小组远赴青海果洛州，探访在长征叙事中鲜少被提及的高原小城班玛。
在班玛红军沟纪念馆，一名初中生向讲解员提出的问题令我们沉思良久：他们走了多远的路，才走到了这遥远的高原之上？他们知道最终会胜利吗？
站在后来者的视角回望长征，我们深感这一征程的伟大和悲壮。但当时的红军战士，并不能在黑暗中预知未来。但因为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如磐石，他们坚信，“不论我们自己能否到达胜利的彼岸，我们的旗帜一定能到达。”
在班玛采访时，有位当地藏族老人告诉我们，当年红军抵达时，队伍人数极多，夜里，营地上燃起篝火，战士们围坐一旁放声歌唱，星星火光点亮了山沟，歌声在夜空里格外嘹亮。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在前，红军将士皆以“等闲”视之，始终歌唱理想与未来，这种乐观与豪迈、从容与坚定，穿越时空，直击人心。
出发时，红军并不知道终点在哪，一路上根据敌情和战略需要不断调整方向。许多次转移，都不是预先设计好的坦途，而是在绝境中闯出来的生路。事实证明，敢于出发，才会到达。哪怕一开始看不清终点，只要脚步不停，就能在风雨中踩出一条路。
今天，我们回望长征，就是要汲取这种果敢前行的勇气和力量：不惧未知，不畏艰难，以果敢与坚持，走向辽阔的未来。
青海之行一路走来，我们遇见了许多年轻人，他们正用各自的方式把长征精神融于日常——有人在外闯荡一番后选择回乡创业，做电商把牦牛肉和黑青稞卖出大山；有人自学成为画家，转过身开始免费教小孩子们画画；有人成为纪念馆讲解员，把鲜活的长征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而谈及“新的长征路”，他们给出的答案非常朴素：把平凡的事做好，把脚下的路走好。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险峰和沼泽。当代青年的“长征路”在哪里？在科技攻关的“娄山关”、在乡村振兴的“雪山草地”、在人生理想的“赤水险滩”中……从那些跨越时空的长征故事和伟大长征精神中继续汲取能量，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对90年前那群年轻人最好的告慰。
湖北小组
在郧西读懂“什么是红军”
本报记者 高倩
沿着先辈们的长征足迹，我们来到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小城。
这是一片被红色基因深深浸润的土地，红二十五军留下的星火燃烧不熄。在郧西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感受着当地人民对红军的敬仰和怀念：一张四百多字的传单《什么是红军》作为镇馆之宝珍藏在郧西县档案馆，它被印刻、保护、重见天日的过程，生动书写了何为“军民鱼水情”；红军留下的歌谣，至今仍在传唱；红军小学的孩子们用稚嫩却格外认真的表演，把红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采访时正值盛夏，山区天气多变，山路上常有塌方落石。每当我们乘车绕过一座高山、越过一条急流，或是遇上一场说来就来的大雨，都禁不住感慨，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红军一次次出生入死、奔袭血战，需要多么坚定的信仰来支撑。涝池大院、关防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二十五军223团政治部旧址等遗存的外墙上，“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等标语朴实无华但振聋发聩。这些被悉心留存、没有湮灭在漫长岁月里的文字，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红军，红军究竟为谁而战。
人们从未忘记红军，他们的精神鼓舞着一代代郧西人民，让这座小城蝶变焕新——在湖北口乡坎子山村，72岁的魏登殿当了51年村支书，他带着村民修公路、谋出路，让闭塞偏远、一穷二白的小村一点点跟上大山外世界的步伐；在关防乡沙沟村，村民们动手改造出盈盈碧水、青青荷塘，火热的乡村游带动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世外桃源”；小新川村的“80后”村支书翁新强放弃大城市的高薪工作，用12年的坚守带领全村脱贫摘帽……当年红军跋涉过的艰险征途被开辟为丰收的稻田，他们曾向乡亲们描绘过的美好理想，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变为现实。
不久前，西十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郧西站投入使用，列车穿过群山，载来了未来发展无限宽广的可能。征程仍在，信仰相传。无数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人们正在为这个新时代书写美好篇章。
云南小组
乌蒙磅礴处红色血脉代代传
本报记者 鹿杨
8月5日，我们在云南威信县的采访任务接近尾声，正要走出扎西会议纪念馆时，一面墙映入眼帘。这是一面英雄墙，密密麻麻镌刻着3927个红色的名字。几乎所有看过展览的人，都会在此驻足，静静凝望。
扎西会议纪念馆馆长卓家勇压低声音说，1935年红军集结扎西时，全县人口不足五万。短短数日，就有三千多人参军。英雄墙上刻的，正是他们的名字。令人痛惜的是，后来历经多次战役，幸存归来的不到十人。
这些名字背后，曾是一张张比今天的我更年轻的面孔。他们为什么愿意跟着这支队伍走？接下来的采访中，我在威信遇到的人，为我解开了这个困惑。
在老红军刘光荣家，孙子刘志勇讲起家族传承的红色基因。他说：“我爷爷觉得红军很好，能带我们过上好日子，他就和哥哥一起去参加红军了。”受此影响，刘志勇和兄弟先后入伍，后来他的两个侄子也相继参军。
90多年前，扎西镇杨家寨村民杨保和冒着生命危险，帮红军保存X光机。他的曾孙杨仕喜动情地讲起家里代代相传的往事：“红军在我家时，不拿一针一线，还给我们挑水、砍柴、分粮食、打扫房屋。”
“红军的关爱，感动了村寨里穷苦大众的子女。”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员周元珠说，老百姓都觉得，红军才是人民的军队，只有这支队伍才能让穷苦百姓彻底翻身。
90多年过去，如他们所愿，昔日浴血之地，今朝已是万家安宁。
威信县城不大，红色印记却随处可见。对当地人来说，长征从来不是一段遥远的历史，而是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当年红军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初心，变成今天建设家乡、守护故土的热忱。
乌蒙山间，山葵顺着缓坡次第铺开。目前威信全县的山葵种植面积已有5600多亩，是全国知名的山葵产区，带动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赤水河畔的龙洞村，一面临水、三面临崖。如今，“崖上石寨”彻底告别不通公路的历史，变为集观光、避暑、休闲住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乡村示范点。
“修路难、架桥难，可跟红军当年长征的艰苦相比，这算啥？”崇山峻岭间，威彝高速的建设者们正加足马力，让天堑变通途，带动沿线经济发展。
从一段段史料，到一个个鲜活故事、一张张生动面孔，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乌蒙磅礴处，新的长征正继续向前。
广西小组
29岁的我遇到29岁的他
本报记者 问欣
1934年，陈树湘29岁；2026年，我29岁。这中间隔着92年，隔着湘江血红的江面，隔着一个改天换地的中国。
去广西前，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陈树湘》油画前停住了脚步。画上那张年轻的脸，有对敌人威胁的轻蔑，也有“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绝。我记住了他的名字，没想到，几天后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我会再一次遇见他。
再次站在油画前的我反复问自己：是怎样的信仰，能让一个人忍住剖腹绞肠的剧痛，克服人类自我保护的生理本能，把生命交给自己认定的道路？
湘江记住了太多这样的年轻人。纪念馆里，一件蓑衣上的“汤世积”，指向易荡平的本名。他改名“荡平”，要荡平天下不平，26岁血洒湘江。耳木洞中，一具遗骸骨龄不足14岁，手伸向前方，却再也够不到一只瓷碗。酒海井淤泥里的烈士，年龄最大的不过25岁。
湘江也一直记得这些年轻人。灌阳枫树脚，黄合林夫妇替一名负伤红军保管随身携带的红旗，一份承诺倾注了四代人心血；全州才湾镇米花山，蒋石林一家五代人守着7位无名红军烈士的墓。蒋石林说，他的祖父发现7位红军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娃娃兵，很年轻，如果在家里，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原来他们不只是红军战士，更是一群没来得及长大的“我的同龄人”。是他们，用生命替我们蹚过了最险的渡口。
如今，我们这代人也有自己的湘江渡口。
在纪念馆，我们遇见红军后人胡雅馨，虽然长年累月的讲解让声带受损，她依然情感饱满地讲好长征故事。在米花山，我们遇见第五代守墓人蒋琳玲，在“走出去”和“留下来”之间困惑、探索。在大坪渡口，我们遇见大坪村驻村书记韦顺忠，带着一群“00后”大学生在渡口边考察，用专业知识发展当地红色旅游……每个人都走在新的长征路上，脚步沿着同一个方向。
90多年前，那群年轻人踏出了一条路，90多年后我们接着走——不用走得像他们那样惊心动魄，但一样步伐坚定。
湖南小组
理解“半条被子”背后的力量之源
本报记者 刘晓琰
今年7月，我与同事奔赴湖南，沿着红军的足迹，从怀化通道县到郴州汝城县沙洲村，一路采写，一路被震撼。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召开时，中央红军已经陷入险境。前有重兵围堵，后有追兵逼近，往哪里走，关系着队伍的生死存亡。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主张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正是这次决断，让红军避开了险境，也为后来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创造了条件。
走进“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与当年旧址，那张狭窄木板床和“半条被子”的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长征精神穿透岁月、直抵人心的力量。
沙洲村广场上，矗立着女红军赠被子的雕塑，台座上写着：“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正是这样的为民初心，成为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不断取得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成果的力量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沙洲村考察时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代表了我们党的初心，体现了党的为民本色。”
90多年来，这里的党员干部接续奋斗，把为民承诺落实到田间地头、村寨院落。今日沙洲村，河边的果园里，奈李挂满枝头；古民居变成一间间民宿、特产店和小铺子，吸引年轻人回到家乡创业。瑶绣传习让传统手艺变成收入，红色资源激发文旅活力，村里每天都有学生和游客来到这里参观、学习。这个曾经偏远的山村正加速融入现代化发展的新图景。
总书记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90年前的年轻人走过雪山草地、枪林弹雨，为后来者打开了新天地，今天轮到我们了。因为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必再经历那段苦难，却一定会遇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考验，回答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课题。
走过湖南这片红色热土，我更加懂得了“来时的路”，也更加坚定了“前行的路”。前方或许仍有风浪与挑战，但只要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我们必将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接力棒。
重庆小组
淬炼初心的精神洗礼
本报记者 夏一丹
从重庆酉阳至南腰界镇，隧道桥梁穿山越谷，昔日天堑已变通途。我不禁感慨：九十多年前红军翻山越岭、浴血转战何其艰难！群山万壑挡不住星火前行，层峦叠嶂阻不断红色初心。南腰界见证了红二、红六军团的胜利会师，也见证着一代代山城儿女守望初心的赤诚担当。
在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我们见到了志愿讲解员何立双。他全然不顾烈日酷暑，带我们一步步回望烽火岁月。红军初入南腰界，贺龙听闻孩童啼哭，寻找奶娘照料、以诚暖民。大坝祠堂战斗，反动民团挟持群众，红军围而不攻、护民为先。爱民之举打动乡邻，余家让出宅院作为红三军司令部，长工冉隆昌响应号召成立游击队伍保护家乡，军民同心的种子就此扎根青山沃土间。
薪火相传，何老师的女儿何冉静怡接过红色宣讲的接力棒。初见时，这位12岁的小姑娘青涩腼腆，安静地跟在父亲身旁。可当她面对游客开始讲解，瞬间褪去稚气，目光从容坚定。从聆听父亲讲解、主动钻研、熟记细节，到如今累计讲解300余场，南腰界的红色故事被新一代接续传扬。
“00后”的我用镜头记录下“10后”的何冉静怡专注讲解的模样，我仿佛看到一场跨越近百年的时光对话。当年，多少小小红军，也是一往无前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同为少年、一样赤诚，红色传承体现在始终不变的主动担当里。
青山无言，代代相守。这片土地的红色记忆还有更多人在共同守护。83岁的村民黄彦义手捧一枚银元，讲述母亲救治红军、红军执意酬恩的故事。车小英阿姨传唱花灯调，让红色故事在山间回荡。
如今，高坡岭上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会师纪念塔背后，是整洁宜居的村庄与层层叠翠的茶山稻田，新时代的长征篇章在青山绿水间续写。
此次酉阳之行，是一次踏访历史的旅程，更是一场淬炼初心的精神洗礼。
“1934年贺龙将军到，千军万马红旗飘……”返程途中，我时不时哼起车小英阿姨教的花灯调，质朴的曲调、朴素的歌词诉说着当年红军到来时百姓的欢欣与期盼。
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那种不畏艰险、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品质，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宁夏小组
踏访中领悟长征的深刻内涵
本报记者 田佳玮
此次走进宁夏西吉，循着将台堡红色足迹实地寻访，我真正触摸到历史的温度，长征这个厚重概念，在我面前渐渐变得具象、鲜活而温情。
行走在西吉，昔日旱塬如今已是绿水青山，一段段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在我们眼前缓缓展开。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首次进驻单家集村。受旧时兵匪扰民、征粮逼款的影响，老百姓闻兵色变、关门闭户。而红军抵达后，恪守“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夜宿街巷、不入民宅。战士们主动清扫街巷，帮百姓挑水、问诊，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打消群众的顾虑。红军战士还向乡亲们传授南方制粉技艺，破解了当地土豆储存难题。临别之际，军长程子华手书“回汉兄弟亲如一家”赠予清真寺，在这片土地深深种下民族团结的火种。
1935年10月5日，中央红军途经单家集，毛泽东与清真寺阿訇马德海秉烛长谈，留下载入史册的“单家集夜话”，军民情谊愈发深厚。
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会师后，万余红军指战员与回汉群众举行盛大联欢。等到部队启程离开时，乡亲们夹道相送，几位热血青年还毅然参军，追随红军而去。
九十载岁月流转，红色基因在西吉大地代代相传。“90后”返乡青年苟志兵扎根乡土，承包冷凉蔬菜大棚，带动群众抱团增收；青年谢宏义舍弃在浙江打拼出一片天地的外贸生意，返乡建设“红军寨”，让长征精神激发文旅活力……
一路寻访的震撼与感动，让我领悟到长征的深刻内涵：长征是宣言书，将台堡胜利会师，向世人宣告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圆满完成伟大壮举；长征是宣传队，红军以铁的纪律、真诚的行动，赢得各族群众衷心拥护；长征是播种机，在西海固这片苦瘠旱塬，播撒下民族团结、自强不息、实干为民的红色火种。
重走这段长征路，信仰的精神力量直抵人心。先辈们当年播撒的红色火种，历经时光淬炼，早已在旱塬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林。
陕西小组
寻找永不熄灭的“烈焰”
本报记者 钱绯璠
出发去延安前，我把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放进了背包。90年前，31岁的记者斯诺带着疑问出发——中国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从北平辗转进入陕北苏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
今年，我也31岁。同样的年纪，同样的职业。我随北京日报“红星照耀中国”陕西采访小组回到斯诺当年的工作地点，也想弄明白红军究竟是怎样的人。
在延安市志丹县保安革命旧址，我终于见到了斯诺与毛泽东多次长谈的那孔窑洞。1936年7月13日，斯诺抵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7月16日晚，两人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话从晚上九点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
在志丹县，还有一处让斯诺着墨颇多的地方，即红军最高军事学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创立，后随中央机关迁至保安。从红军大学毕业的许多学员后来成为抗战名将，如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刘亚楼、耿飚等。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如今的红军大学旧址，仍最大限度保留着斯诺所记录的当年模样。
红军大学依一整面赭红色峭壁而建。陡峭的岩壁上，几层窑洞上下错落地嵌进山腹。山脚下是一方广场，院内长长的浮雕墙，刻着当年学员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学习、训练、劳动、打篮球、唱歌。
斯诺是这样理解红军战士的：“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斯诺在这里看见了这团“烈焰”；90年后，我们也被这团“烈焰”深深打动。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永远保持乐观向上的热情和不服输的勇气，是红军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而斯诺讲述过的红星的故事，要由我们接着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