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南
溥心畬《江山楼阁图》纸本立轴
1926年的北京，恭亲王奕訢之孙溥心畬在京城八大楼之一的春华楼设宴，席间坐着刚从上海北上的张大千与其二哥张善孖，还有引荐人——张大千的族弟、任职于监察院的张目寒。溥心畬年长张大千三岁，二人皆出生于19世纪末，一个是清室王孙，一个来自巴蜀平民之家，却在数十年后并称“南张北溥”，共同站在了中国画坛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
转眼百年过去。近日，恭王府博物馆推出“溥心畬张大千会面百年特展”，以1926年二人在春华楼首次晤面为契机，系统呈现两位近现代艺坛重要画家的交游脉络、创作体系与艺术旨趣，为公众解读近现代中国画坛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溥心畬出生于1896年。1912年2月12日，6岁的溥仪在隆裕太后陪伴下，颁布退位诏书，近三百年的清王朝正式落下帷幕。对这位恭亲王之孙而言，这不仅是王朝的终结，更是他“旧王孙”身份与心境的起点。可以说，是恭王府的文化、经济、制度以及人文自然环境塑造了溥心畬的人生观，奠定了他的艺术底色。彼时，比他晚出生三年的张大千还只是四川内江一个乡间少年，并很快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重大危机。1916年，17岁的张大千暑假与同学徒步返家途中遭遇土匪绑架，匪首见他写得一手好字，将他扣在山寨上，逼其当师爷代写勒索信。张大千临危不乱，经过百日周旋，最终由家人托人保释，平安返回家中。这样的事，在溥心畬的世界里是难以想象的。据说他住在恭王府时期，只要出了王府大门便一概不认路，全凭拉车人带他到要去的地方。
1938年，已然42岁的溥心畬不得不从恭王府搬出，一家人迁往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租住在介寿堂里，碰巧与同样客居颐和园的张大千比邻而居，切磋画艺。世事沧桑，1955年，久别重逢的两位老友在日本相聚，张大千请溥心畬在自己的照片上题诗留念。从此天各一方，两人再未碰面。
张大千与溥心畬是近现代活跃于中国画坛的两位名家，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工笔画家于非闇在报刊撰文，公开合称二人为“南张北溥”。不过，二人从艺之路迥然有异。张大千早年随兄长张善孖习画，后东渡日本学习印染，仍习画不辍。回国后主攻碑学，兼学行、草、篆、隶等体。这一时期，他专攻明末清初的“四僧”画风，尤醉心于石涛。此后上溯宋元晋唐，并赴敦煌临摹历朝历代洞窟壁画，于工笔重彩中锤炼真功。溥心畬的艺术根植于传统正脉。他自幼饱读诗书，稍长专心研究文学艺术，精通经史，兼擅书画。在临习古代作品时，他绕开董其昌“崇南抑北”的南北宗论，按自己的心意，取法被元明清三朝文人画家所贬斥的南宋院体，又融入飘逸之书风，造就独一无二的溥氏山水。
从恭王府博物馆所藏溥心畬诸多画稿中，可看出他对李公麟、赵孟頫、文徵明等人作品的临本选择，还可看到他在临摹过程中采用的方法，更可以体会到溥心畬在钻研前人作品方面所下的功夫。张大千的创作涵盖花鸟、山水、人物、工笔、写意各个门类，晚年尤其山水居多。溥心畬也具备这一特征，在绘画门类方面无所不涉，山水之外，花鸟、走兽、人物皆持续耕耘，晚期更在多个题材上同步推进笔墨探索。展厅现场展出了两人合作的《放纸鸢》等作品，以示纪念。
其实早在溥、张二人结交之前，他俩已处于同一艺术阵营之中。19世纪以前，中国几乎是传统水墨画和彩墨画一统天下。19世纪下半叶，西方绘画技法传入中国，20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等人对中国绘画发出“衰败极矣”的论断，主张引入西画写实主义加以改良，传统绘画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激进论者眼中，以“四王”为代表的文人画传统趋于僵化保守。与此同时，海派、金石派等画家群体正从传统内部寻求变革，传统绘画并未完全失去生机。溥心畬与张大千，正是这一传统脉络在20世纪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1920年，由金城、周肇祥等二十余人发起成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于5月在北京诞生。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提倡学习宋元及南北各家，不专宗清初“四王”，反对革新派的举措。当时就聘请了一批优秀的传统国画家担任评议，参与教学与创作活动，溥心畬、张大千、黄宾虹等人位列其中。中国画学研究会主张“保存国粹”，坚守继而发扬传统。其会员尤其看重被中西融合派否定的文人画，力图赋予古代文人画以时代新意，强调对精神品位的追求和性灵个性的抒发，引领中国画向现代艺术转型。
画会人才济济，即便是在坚守与发扬传统的旗帜下，每个人也各有自己的主张与前行的途径。以会长金城为代表的一批画家，强调广泛临摹宋元名家典型作品的重要性，再结合自然，寻觅造化之机；而以陈师曾为代表的写意花鸟画家，循吴昌硕之笔墨，上溯明清写意前辈；溥心畬与陈少梅虽同取北宗宋人，却各以其笔性转化出不同的面貌——溥心畬偏于萧散，陈少梅偏于清劲。张大千游离于各派之间，他兴致勃勃，精力充沛，转益多师而不为任何一派所限。为此，策展团队特地从中国美术馆等机构商借大量作品，以展现这一时期北京画坛的面貌及来自上海、广州等地画坛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溥心畬坚守风骨与锐意创新，亦可窥见张大千的游刃有余与兼收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