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富华

　　叶宗陶在创作中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

　　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题的雕塑创作备受关注，先后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等一大批精品力作，再现了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的设计制作者，竟然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凭、抡了11年大锤的工人……

　　只有一个人的考场

　　1980年5月，在四川雅安地区防疫站宣教室工作的叶宗陶接到通知，让他到地区文化局参加美术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定级考试。

　　叶宗陶走进考场，才发现考场只有自己一位考生。考试题目很简单，泥塑“红军强渡大渡河”，两小时内完成。

　　来不及多想，他静下心来，先画出简单的设计稿，随后将一团泥巴变成一个雕塑作品：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右手握驳壳枪，左手握大刀，站在船头，船上还有两名战士，一名船工。

　　考试结束了，叶宗陶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些年，他一直有个执念，就是创作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大型雕塑作品。他曾与四川省展览馆雕塑家许宝忠合作，设计了一幅“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稿，并制作了小样，还向有关部门提出了修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的建议。

　　看着考试题，叶宗陶知道，自己深埋心底11年的种子，终于就要发芽了！

　　叶宗陶出生于1947年12月，从小是在捏泥巴中长大的。初中毕业正准备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时，他遇上“文革”。于是，他放下书本，在雅安化工厂原料车间抡起大锤，且一抡就是11年。

　　叶宗陶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经友人推荐，他认识了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叶毓山等雕塑大师，并学习观摩了不少雕塑创作。他自学成才，成为一名“工人雕塑家”。1977年初，叶宗陶调到雅安地区防疫站，在宣教室从事美术宣教工作。

　　大渡河转弯，我也转弯

　　考完试后那几天，叶宗陶的心情时而亢奋，时而低落。最后，他什么也不想了，横下一条心，先把设计拿出来。

　　叶宗陶约上许宝忠，两人再次来到安顺场采风。望着奔腾不息的大渡河水，叶宗陶、许宝忠首先想的是在河滩上雕塑十七勇士的全身立像，从而形成一个宏大场面的综合体；后来又想用石头在河滩上垒砌出一条巨大的渡船，再在渡船上雕塑十七勇士像……也许是受到《长征》组雕思路的影响，一开始，叶宗陶、许宝忠总想用宏大的场景来反映重大主题。这些构思都被他们一一推翻了，毕竟展馆中的《长征》群雕和露天的长征纪念碑是有区别的，再宏大的场景，也大不过天地。

　　第二天一大早，叶宗陶又来到营盘山上，正好俯瞰大渡河。他惊讶地发现，大渡河在安顺场上游不远处有一个近乎直角的大转弯。

　　“转弯？转弯？大渡河转弯了，我也要转弯！”大渡河在这里转弯，翼王石达开兵败安顺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从胜利走向胜利。那一刻，叶宗陶想起自己曾做过的一件作品，当时老师给他的题目是《春天》。在很多人看来，春天是无法用泥塑表现的，然而在叶宗陶的手中出现的泥塑作品是一个姑娘抛掷秧苗的瞬间，灵动的气息扑面而来。

　　泥塑表达不出春意春情，就用春天的人和事来表达；十七位勇士的群雕展示不出艺术的力量，就用一个人来塑造一座红军长征的丰碑。

　　粗犷！豪迈！坚毅……一丝丝飘忽的灵感就像线条一样，慢慢凝聚成一幅画。一幅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画蓦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叶宗陶抓住瞬间的灵感，速写本上便出现这样一幅图：危崖下，一个紧皱眉头、目光坚毅的红军战士大头像。头像下面，是一组浅浮雕，翻卷的浪花和劈波斩浪的渡船。“就是它了！”叶宗陶猛拍一下大腿。

　　叶宗陶约上许宝忠，亲自将石膏小样送到四川美术学院。此时，叶毓山正带领一群人忙着设计重庆长江大桥桥头雕塑，当他从叶宗陶手中接过纪念碑雕像的石膏小样时，眼睛就挪不开了。

　　“好！这是共产党人的执着信念！这是我们的时代主题！”叶毓山马上让学生找来学院的几位雕塑老师，就地展开研讨，专家们一致给予小样较高的评价，同时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红军战士头像的额头要前倾，要从石墙的立面中突出出来，从而表现出红军战士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红军战士的嘴唇线条再厚实一点，以体现其坚毅无畏的朴实情感。

　　“已经很不错了。你就不要大动了！适当作一些小修改就行了！如果有人还要让你们修改，你也别改，你就说，我叶毓山已经认可。”叶毓山一再叮嘱。

　　红色襁褓，红色雕塑

　　回到雅安，叶宗陶又一头扎进工作室，按照叶毓山等专家的意见，忙着进行修改完善。

　　就在叶宗陶忙着设计、制作纪念碑小样时，他的女儿降生了。

　　看着红色襁褓中的孙女，爷爷叶宪文为她取名，乳名“红红”，大名“叶德红”。“但愿‘红红’的出生给我带来好运！”果然，女儿出生不久，叶宗陶期盼已久的雕塑项目终于落地了。

　　“叶老师，请你到地区文化局来一趟。”这天刚上班，叶宗陶就接到电话。“有关部门已同意修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了。你的设计方案也通过了评审。我们抽调你来负责纪念碑的设计制作工作。”

　　叶宗陶一到地区文化局，领导二话没说，直接给他安排任务。

　　原来，经过层层送审，最终有关部门接受了叶毓山等专家的意见，选用叶宗陶主导的设计方案。同时批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设计制作工作由雅安地区负责。雅安地区文化局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并抽调叶宗陶担任纪念碑设计制作的艺术总负责人。

　　看着白纸黑字上自己的名字，叶宗陶这才松了一口气，夙愿终于如愿以偿了。

　　在叶宗陶的推荐下，地区文化局聘请许宝忠参与设计工作，后来高彪也加入设计制作团队中，便形成由叶宗陶领衔的设计制作“三人组”。

　　一米塑丰碑

　　设计稿通过评审后，叶宗陶便在安顺场的河滩上摆开了战场。

　　按照雕塑的惯例，纪念碑有多高有多大，就得先塑一个等高等大的模型。整个纪念碑的经费只有两万块钱，如果按1∶1建模，花光两万块都建不起来。为了节省费用，叶宗陶决定只塑一个一米高的纪念碑模型，再翻成石膏模，最后放大五倍后再做雕塑。石膏模要分成18层，每层要分成若干块，仅是头像部分就要切割成140多块石块。然后再把刻制的石头一层一层垒上去，形成一个堡垒形的纪念碑体。

　　这一改变意味着不仅工作量呈几何级增加，而且必须更加细心，稍微走样，不但没有节约费用，还会前功尽弃。

　　叶宗陶整天守在工地，在选材、翻模中，他迎来了1981年的第一缕阳光。1月10日，翻模完成，叶宗陶匆匆赶回雅安。由于连日劳累，叶宗陶感冒了，女儿红红周身出红疹，在医院住院治疗。

　　石膏模完成后，在开始基础开挖和浇筑的同时，就需要石工开采石料了，来自安岳、乐至、雅安的石匠陆续到了现场，叶宗陶又忙着给他们安排工作。

　　纪念碑所用的石料就地取材，来自于石棉，是当地的灰色花岗石，具有地方特色，价格也便宜。只是这种花岗石质地坚硬，雕刻起来十分困难，但花岗石的特质有助于表现红军的英雄气概。

　　雕刻石头本来是石匠的活，但面对很难刻制的花岗石，叶宗陶决定拜石匠为师，学习石工技术，加入到刻制的队伍中。

　　于是，叶宗陶在石棉县找到一个铁匠铺，购买了十多条錾子。在石匠师傅的指导下，他先是尝试着把自己的画作《小阿依爱卫生》做成小件雕塑，后来，又雕刻他设计的翼王石达开雕像。最后，他开始在纪念碑上雕刻，他要在自己设计的纪念碑上留下自己的凿痕。他的目标是，在中国雕塑界走出一条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新路子。

　　此后，叶宗陶只要有空，就跟着石匠打石头，手掌布满了血泡，也全然不顾。

　　石匠们看着叶宗陶刻制出的雕像，都很佩服：“打了一辈子的石头，还没有见过当石匠的雕塑家！”

　　他倒在了去工地的路上

　　1981年7月，四川遭受特大暴雨，成昆铁路客运中断，旅客只得改走汽车客运，以致川云西线（今G108国道）客运异常紧张。旅客都挤在雅安到西昌、昆明的客运车上。

　　纪念碑的基础已浇筑完成，正等着叶宗陶去放大样安放碑体。叶宗陶心急如焚，他急着要赶回工地。几经周折，叶宗陶才买到一张从雅安到石棉的车票。

　　7月20日凌晨，大雨，叶宗陶吻别还在发烧的女儿红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雅安车站赶。

　　由于车少人多，站内十分混乱，车站只好临时调运货车代客车，增加客运班次。叶宗陶二话没说，赶紧爬上了货车，顶着风雨上路。

　　从雅安到石棉有200多公里，中间隔着海拔2000多米的泥巴山。上午十点多，汽车就到了荥经县车站，驾驶员接到通知，前方公路塌方过不去，让旅客在荥经县车站等候。

　　眼看着候车的人越来越多，狭小的候车室很快人满为患。车站又接到通知，塌方量较大，两三天才能疏通。车站开始动员分流：急着走的，可把公路两头的旅客送到塌方前，各自走过塌方处，再乘对面的车；不愿“对接”的旅客，由车站送回雅安。

　　叶宗陶又一次爬上货车。

　　塌方的公路有200多米长，山腰上的小道乱石密布，十分难行。车站工作人员又忙着“对接”，大家都忽视了头顶上悬着的石头。

　　叶宗陶背上背着装满錾子的行囊，手上还帮同行的旅客提了一个包裹，一步一个脚坑地走在泥泞山路上。走到半途，他直起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不经意间抬头一看，发现公路上方松动的泥石正往下滚落，他大喊：“快躲开！山上滚石头了……”

　　情急之下，叶宗陶推了前面旅客一把，由于负重太多，刚向前跨了一步，泥石俱下，劈头盖脸地向他砸了下来，前面的旅客得救了，而来不及躲闪的叶宗陶被飞落的石块砸倒在泥浆中……

　　虽经多方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叶宗陶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次日凌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雕塑家的生命戛然而止，永远定格在了33岁。

　　英魂安放在第十六层

　　叶宗陶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离开了他的亲人和同事。

　　叶宗陶走了，许宝忠从四川省展览馆赶了过来，叶宗陶的弟子高彪也来了，他们将接着完成叶宗陶未竟的事业。

　　不久，在蓝天白云下，在青山绿水间，一座雕像终于矗立在了安顺场。这座由叶宗陶主导设计制作的纪念碑，不仅有着他当“石匠”的凿痕，在雕像的第十六层中间，还安放着叶宗陶的一部分骨灰，他的英魂永远与红军勇士的雕像在一起。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碑名由邓小平题写，1983年5月25日在石棉安顺场举行落成揭幕仪式。

　　纪念碑高6.26米，宽3.7米，厚3.2米，整体采用大渡河畔出产的灰色花岗石雕刻垒砌而成，巍然屹立于大渡河畔。碑体正面右上方为半圆雕红军战士巨大头像，双眼凝视对岸；下半部浮雕刻画十七勇士驾舟乘风破浪、飞舟挺进、直扑北岸的场景，右侧为巨手执大刀浮雕，象征红军必胜的信念。整座纪念碑构图严谨，雕工精湛，生动再现1935年5月25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以十七勇士为先导，冒着敌军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为中央红军后续部队打开渡河通道的壮烈战斗场面。

　　叶宗陶走了，但他的同事并没有忘记他。

　　“叶宗陶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面镜子，没事就照镜子，只见他一会儿怒目圆睁，一会儿又放声大笑。其实，他照镜子是为了寻找表现红军头像的最佳表情。”四十多年过去了，防疫站的同事回忆起叶宗陶当年照镜子的笑容，也轻轻地笑了，只是眼泪早已夺眶而出。

　　纪念碑落成后，许宝忠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大渡河畔英雄碑——兼怀叶宗陶同志》：“质朴和力量是这座纪念碑的主要艺术语言，叶宗陶的生命与纪念碑紧密相联。我们把他的一部分骨灰安放在纪念碑的第十六层里，让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安息。”

　　叶宗陶走了，他的同行没有忘记他。

　　1986年，叶毓山与隆太成共同设计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在大渡河上游落成；大渡河下游，便是矗立着“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的安顺场。叶毓山曾感慨地说：“雕塑界有种说法，雕塑家创作的黄金时期是在60至70岁。叶宗陶才30出头，算得上一位天才雕塑家，可惜天妒英才啊！”

　　叶宗陶走了，他的亲人没有忘记他。

　　他倒下时，女儿红红还不满一周岁。红红长大后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亲爱的爸爸，您用您手中的雕塑刀，讴歌了英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

　　时年79岁高龄的父亲叶宪文每天趴在桌前，硬是用小楷一笔一画地誊写下了姚枫《纪念碑上的凿痕》、李沄希《宗陶传》等数万字的文学作品，并装订成厚厚一大本：“已满七十九周岁吃八十岁饭的老父亲叶宪文誊完后记。叶宪文志，时年七十有九。”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怆之情跃然纸上，令人泫然泪下。

　　叶宗陶的三弟叶宗舜电大毕业时写的论文，题目就是《叶宗陶评传》；四弟叶宗明原是挤牛奶的工人，恢复高考后，他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后，他以纪念碑为原型，创作了一尊叶宗陶手持纪念碑的全身雕像。

　　叶宗陶就像当年英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阳光下，“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熠熠生辉。红军长征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革命历史题材雕塑具有永恒的纪念意义。

　　叶宗陶在塑造英雄的同时，也把自己锻造成了英雄！

　　叶宗陶让英雄永恒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永恒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