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驻扎20多天，能为一座高原小城留下怎样的印记？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追寻先烈的足迹，来到遥远的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
玛柯河从雪山脚下奔流而过，两岸林海随风起伏……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3万余人，克服严酷的自然环境，突破军阀的层层封锁，从四川甘孜挺进青海班玛地区，在此休整、筹粮，前后不过20多天。
就是这短短的20多天，红军与当地藏族群众从陌生到信任，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段情谊，藏在用“红军”命名的山沟、学校、泉水里，藏在群众“捐”出来的纪念馆里，也藏在至今仍在传唱的红色歌谣中。
位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的“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雕塑。本报记者 武亦彬摄
雪域补白
没有重大战役，没有关键会议，相比那些载入史册的篇章，长征叙事中鲜少提及青海。而我们要探寻的故事，就发生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一个名为班玛的小县城。
班玛，藏语意为“莲花”，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境内重峦叠嶂，森林密布，后被证实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随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深入，有研究者注意到，红军部分将领的长征日记中，出现了“绒玉”“王柔”“作木沟”等属于青海的地名。在中央专题研究任务的推动下，研究人员开始系统性地挖掘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在班玛红军沟纪念馆内，众多关键史料证据静静陈列在展柜里。
其中，一幅傅钟上将的肖像素描原件上，清晰地标注了“1936年7月11日于绒玉”，而绒玉，就是今天的班玛县班前村一带，这成为红军长征经过班玛最直接的物证之一。
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电报原件也被重新研读，其中1936年7月的一系列电文，明确记载了部队的方位和行军路线，电文中的地名如唐摇沟、绒玉、作木沟等，也与今天青海南部的地名相对应。
走出纪念馆，沿着红军沟一路向上，当年红军写在石壁上的标语——“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
令人动容的是，在这片雪域高原，伟大长征精神从未因不为外界熟知而黯淡半分，红色印记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上，在一代代藏族同胞的口耳相传中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长歌起处
班玛红军沟纪念馆的展柜里，许多珍贵展品都来自当地藏族同胞的无偿捐赠。讲解员仁增卓玛介绍它们时，会一一道出其来历。
班前村的当周老人生前常跟人讲起，那是藏历鼠年，大约七八月间，来了许多当兵的。因为害怕，他和家人都躲进了林子。后来听说兵走了，回到地里一看，庄稼完好无损。老人说：“我们也奇怪，同样都是兵，为什么偏偏这些穿得不好、吃得不好的人，就这么好呢？”
好在哪里，当地的百姓能说上很久。
部队一边筹粮，一边帮村民清理草场碎石，疏通水沟。有牧民生病，红军的卫生员上门送药。部队在河滩和屋檐下露宿，饿了就挖野菜，煮牛骨汤，正是豌豆结荚的季节，也没人碰地里的庄稼分毫。有战士摘了菜，还把钱和字条压在石头下，写清楚摘了多少、付了多少钱。“当时有几位红军住在我家屋檐下，生火做饭时，不小心把门口的垫木烧着了，红军干部还带着战士上门道歉，照价赔偿。”亚尔堂乡扎洛村的扎西老人把这件小事念叨了大半辈子。
慢慢地，躲进山里的人回来了。当地部落头人亚当旦洛目睹红军一举一动，主动捐出青稞和牛羊，奔走联络各部落为红军筹粮、当向导。
饥饿时不抢一粒粮，露宿时不扰一户民，临走时把借来的东西原样还回去……这些“小事”，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更显分量。
后来部队陆续离开，继续北上。为了记住那些“这么好的兵”，子木达沟从此被大家唤作“红军沟”，之后又有了红军桥、红军泉、红军墓……再后来，有人把这些事唱进了歌里：“红军走了，村寨空了；村寨空了，心儿不焦，心儿焦的，是那红军走了……”这一唱，就是九十年。
青山作答
今天，从甘孜到班玛再到阿坝，大道通衢，风景如画，曾经的“难行之路”，变成了连接三地的“红色动脉”。
以年龙至四川阿坝省界的红色旅游公路为例，这条公路串联起班玛红军沟、阿坝红军长征村等红色资源，形成了一条跨省的红色文化带。
班玛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扎西当周介绍，临近红军沟的王柔村等紧抓红色资源，结合少数民族村寨特色，逐步发展为青海省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游客慕名而来，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走出红军沟纪念馆，玛柯河从山谷间奔流而下，两岸灌木葱郁、云杉挺拔。这里是长江流域大渡河源头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海拔最高的天然原始林区——玛柯河林区。
几十年前，这里曾经历过伐木垦殖的粗放发展阶段。如今，林区完成了从“砍树”到“守树”的历史性转变。近十年来，通过生态管护、人工造林、苗木培育等方式，林区累计为当地群众创收6000余万元，聘用的25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每人每年有2万多元的固定收入。“靠山吃山”在这里有了新的含义。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立足“雪域净土”生态优势，班玛县的绿色产业也在加速生长。
玛柯河两岸的林间，生长着一种名为花叶海棠的植物，其叶片可以加工成“藏雪茶”。这种茶在当地有悠久的饮用传统。近些年，在政府推动下，班玛县藏雪茶产业规模逐渐扩大，远销四川、江苏、北京等地。2018年至2025年，藏雪茶产业累计惠及建档立卡脱贫户、低保兜底户等群体4500余人次，上缴收益资金663万余元。
距藏雪茶园几十公里处的高原菌种产业示范园里，羊肚菌、猴头菇、灵芝、金木耳在恒温大棚中四季生长。“林菌共生”模式下，不少品种获得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认证。基地负责人王德军是四川人，在班玛生活多年。他选择在这里种菌菇，看中的正是班玛海拔高、空气洁净的自然条件。目前，基地从菌种繁育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已经搭建完成，年产值达300万元。
从曾经的深度贫困县，到如今生态美、产业兴的高原新城，一幅幸福生活的新画卷已经在班玛徐徐展开。
星火印记 馆藏寻根
“捐”出来的纪念馆
站在班玛红军沟纪念馆前，一幅大型浮雕映入眼帘：藏族群众手捧哈达和奶茶赠与红军、与战士们围坐一起联欢、站在山梁依依不舍挥别红军……一个个场景，无声讲述着那段军民鱼水情。
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口铜锅。它摆在二楼展厅最显眼的位置，锅不大，细看仍见精致。锅身有“比翼鸟”浮雕，中间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魏体字，右上篆有“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题字。有研究者据此推断，它可能诞生于清末民初，最初是一份结婚贺礼。
一件见证世俗幸福的物品，为何会留在青藏高原一座县城的纪念馆里？
为了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找到了雅格多杰。作为原班玛县旅游局局长，他也是红军沟纪念馆筹建者之一。当年，正是他亲手从当地一位名叫求保的老人手中接过了这口锅。
故事要追溯到1936年7月。班前村求保老人的父亲索多曾邀请一队红军战士住进家中。那几天里，红军战士帮索多一家砍柴挑水，教他说汉语，索多则拿出糌粑和酥油茶，给战士们讲当地的风俗。家里孩子起初躲得远远的，后来也敢凑到红军战士跟前，扯他们的衣角，摸他们的帽檐。短短几天，彼此从陌生到熟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临别前，红军将铜锅赠给了索多一家。部队开拔时，索多主动给红军当向导，一路送到阿坝边界。
此后几十年，这口铜锅一直在索多家里。求保老人后来回忆，父亲晚年时常把锅拿出来擦拭，锅底被擦得锃亮。
纪念馆筹建时，雅格多杰几次登门，老人终于同意把铜锅捐献出来。就这样，这口珍贵的铜锅从一户人家的念想，变成了一座纪念馆的起点。
后来，雅格多杰经手的藏品越来越多。从军刀、陶罐，到皮绳、布袋……大多是各乡群众听说建馆主动送来的。
“这是一座老百姓‘捐’出来的纪念馆。”2017年纪念馆开馆那天，雅格多杰在馆里待了很久。
从一口铜锅到一座纪念馆，从家族记忆到民族记忆，红军长征的历史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一件件具体而微的托付中被珍藏。
今天，在班玛，铜锅的故事依然被一遍遍讲起；在中国，长征的故事依然被代代铭记。正是这样念念不忘的讲述、绵延不绝的鱼水情深，汇成了长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血脉传承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画布上的红军沟
八月的高原，阳光透亮。德吉拉毛坐在画室窗前，画布上青山叠嶂，一道山沟顺着地势蜿蜒，一队身着灰蓝色军装的战士正沿着山道前行。
她画的是红军沟，她出生、长大的地方。
德吉拉毛是班玛县亚尔堂乡人，今年25岁，红军的故事她从小听到大。“老人们讲，红军衣服破着，身上带着伤，却宁可饿晕也不进百姓的门、不碰地里的庄稼。”德吉拉毛说，小时候总觉得不可思议，长大后，长征的故事越听越多，才渐渐明白，那是一支把百姓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的队伍。
在班玛，长征的故事人人讲、代代讲，红色基因如同玛柯河的水，顺着山谷流进孩子们的童年、浸润百姓生活。
德吉拉毛的父亲是班玛传统木雕非遗传承人、哥哥是唐卡非遗传承人。从小，她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县里没有专业美术老师，她就拿着哥哥的唐卡画册，一笔一笔描线条。没人指点，全靠自己琢磨。铅笔用到握不住了还舍不得扔，作业本的背面画满了就找旧报纸接着画。
从德吉拉毛十七八岁起，就有家长领着孩子上门求学画。她一口答应，分文不取，前前后后教了两百多个学生，小的四五岁，大的三十出头。
为什么免费？她说她知道山里的孩子想学一门手艺有多难。那些年从她画室进出的孩子，有的家住几十里外的牧区，每次来上课，天不亮就出门，搭车、走路，到画室时鞋上还沾着泥。她看着心疼，更觉得这间教室不能关上门。
红军沟纪念馆建起来后，她常带学生去写生，画石壁上的标语，画沟里的风景，画想象中的红军战士。有学生考上外地的学校，放假回来还要来画室坐坐，跟她说说外面的见闻。
“画画是很多事情的基础，比如雕刻、设计等等，要是一百个学生里有一两个能靠这门手艺‘吃饭’，我就很满足了。”德吉拉毛说，当年红军自己缺吃少穿、生死攸关，还能想着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不好。现在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更要尽全力帮助有兴趣和天赋的孩子走出大山、实现梦想。
本报记者 高枝 晁星 熊珂 武亦彬 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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