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珺涵
《“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 荣新江 著 中西书局
近年来，敦煌文化持续受到大众关注，但很多广为流传的观点仍存在理解偏差。一句“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伴随着近代敦煌学的发展深入人心，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序言，百余年来不断被征引，也塑造了大众对于敦煌文献流散的集体记忆。
荣新江教授的新著围绕这篇经典序言展开逐段笺证式解读，回归文本与实物，辨析这句名言的来龙去脉，同时结合自己多年赴海外调查、整理敦煌文献的经历，重新比较海内外馆藏敦煌写本的特质。
“伤心史”非陈寅恪论断
《敦煌劫余录序》篇幅不长，却是近代敦煌学史上分量极重的文献。“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是这篇序中传播最广的一句话。不少读者默认，这是陈寅恪本人的感慨。荣新江教授在书中专设一节讨论“敦煌学是‘伤心史’吗”，意在破除这一流行误区。
这句话前面有“或曰”二字，意思为“有人说”。这是一种经典的行文策略：先摆出社会上的通行看法，再就此展开辨析。陈寅恪真正要表达的，恰恰是不认同“敦煌为学术伤心史”。
在那个时代，斯坦因、伯希和将大批敦煌文献带走，国内学界普遍为之扼腕。上世纪80年代，这句话在课堂上被反复引用，不少研究者正是怀着改写“敦煌伤心史”的信念走入这一领域，荣新江教授本人亦受这一时代思潮影响。但陈寅恪写作此文的本意，是提示学界不必一味沉湎于这种悲情：北平图书馆尚保存大量未经充分研究的敦煌卷子，只要把这批本土藏卷研究透彻，同样可以立足于国际学术之林。他借用社会流行的“伤心史”一说，落脚点是阐释当时北平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的价值。
后世因为陈寅恪的学术声望，把“或曰”引出的旁人观点当成了他本人的结论。而站在百年之后回望，陈寅恪当年的判断也带有时代局限。彼时海内外敦煌文献没有完整目录，也缺少影像资料，陈寅恪并未亲赴英法查阅原卷，并不清楚海外馆藏的真实体量与品质。当后世学者得以比对世界各地的敦煌写本，才不得不承认，敦煌文献的流散，确实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段令人遗憾的经历。
海内外敦煌写本各有价值
数十年来，荣新江教授走遍世界各地寻访敦煌文献，也主持完成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见过海量原卷之后，他提出一个关键观点：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不能简单以存世数量来衡量。
如今有一种说法，以卷本总尺幅统计，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数量位居前列。但学术评判的核心标尺，是史料本身的稀缺性。英、法所藏写卷经过伯希和、斯坦因的挑选，尤其是伯希和订立了明确的筛选标准：优先选取带有纪年、非佛教、非汉语的文献。这类材料跳出传世大藏经已有文本，具备独特的史料、校勘与文物价值。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这类常见佛经，虽有文物与校勘意义，但史料独特性有限；而摩尼教相关写本，是世界级的珍贵文献。
摩尼教曾遭禁绝，过去学界研究摩尼教，只能依靠反对摩尼教的拉丁文文献，很难看到该教自身原始典籍。敦煌出土的几件摩尼教写卷，便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中一份摩尼教残经，当年被伯希和遗漏，现留存于国家图书馆，正因这份文献的重要性，荣新江教授在选择本书封面素材时，用了这份卷子，书中也配有相关大图。这是一件孤本，在摩尼教研究领域，其价值抵得上千百份普通佛经。
当然各馆所藏各有所长。如果研究唐代户籍、差科簿、军事制度等世俗社会议题，大量关键文书流散到英、法；但国内也拥有独一份的珍贵文献，例如研究唐代氏族制度的核心史料《贞元氏族志》，英、法均无收藏。只有整合全球的敦煌资源，才能推动敦煌学整体向前发展。
重读陈寅恪提及的18件写卷
在新书序言当中，荣新江教授针对陈寅恪文中提及的18件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卷，逐一核对原始编号，结合近百年海内外研究成果，重新评述每份文献的价值。这项工作，也让他再次感受到陈寅恪超凡的阅读能力。当年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时，陈寅恪就曾通览南京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仅凭《新唐书·艺文志》的线索，就注意到《禅源诸诠集都序》的敦煌孤本。这件写卷如今收藏于中国台湾。
不过，北平图书馆藏有8000余件敦煌卷子，荣新江教授判断，陈寅恪并没有全部翻阅。陈寅恪提到的18件珍品，大多取自陈垣《敦煌劫余录》目录，筛选之中亦有疏漏，例如价值极高的敦煌本《六祖坛经》就没有被提及。但不可否认，陈寅恪挑出的篇目，大多是世俗文书、禅宗典籍的重中之重。
陈寅恪本人有“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特点：他阅读量极大，善于发现新材料、点出新的研究方向，却常常点到即止。不少他早已揭示的珍贵文献，因为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国内学者来不及深耕，相关成果反而由海外学者先行产出。
以《月光童子经》为例，陈寅恪在上世纪2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件重要文献，但率先完成高水平系统研究的，却是荣新江教授在荷兰的导师、著名汉学家许理和。《圆明论》等禅宗文献的研究，也首先出自日本学者之手，等到国内学者着手推进，已经落后一步。重读这批写卷，也让今人看见近代敦煌学发展中的遗憾。（作者为本书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