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义

　　新质生产力不仅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而且对人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研究新质生产力，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加以深入辨析。

　　人本身的价值定位问题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总体说来，应当坚持这样的基本原则：人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又是其发展的手段。这就是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价值定位。

　　“人是目的”，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这样的目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通过提升效率、创造新业态、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有效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可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智能办公让人更便捷，智慧医疗让人更健康，绿色能源让人更宜居，这是最基础的“目的”体现。因此，评价新质生产力发展质量的最高标准，不是GDP增速和技术发明的数量，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人的真实福祉与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

　　“人是手段”，意味着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这种手段性作用被空前强化，人是创新的唯一源泉。人工智能可以处理数据、优化流程，但无法替代人类提出原创性问题、提出发展的理想与愿望、赋予发展以意义与价值。各种创新、突破归根结底源于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在新质生产力结构中，人是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数据、算力、设备等则是被动因素，只有人能够设计方案、决策方向、驾驭技术、规避风险，实现技术转化应用，实现要素整合，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

　　“人是目的”与“人是手段”是内在统一的，不能相互对立，更不能割裂。只强调人是目的，不关注人的能力的提升、高质量生产力的支撑，人的发展就会沦为空谈。相反，只强调人是手段，则会把人当作工具，短期内可能提高效率，长期则会压抑创造力、引发社会撕裂，最终反噬和破坏生产力发展。因此，在人的价值定位上，应当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人机关系的主体性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机关系日益紧密，以致劳动主体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一大课题。课题讨论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应当明确，即“主体”的概念应当厘清。“主体”概念大致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另一种是功能意义上的主体。在哲学上，主体通常是指有目的、有意识从事现实活动的“现实的人”，他是相对于改造的对象客体而言的。在功能意义上，主体主要指活动的具体执行者，即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指令，执行具体的功能。按照这样的区分和理解，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新型主体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做具体分析。目前发展的人工智能，主要是按照人的设计，运用自身的特长来执行某种功能，因而要说主体也是功能意义上的主体，不是哲学意义上或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

　　研究主体，必然涉及主体性。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完全是被动执行功能，在某些方面也有创造、创新、预测等功能。这样一来，主体性就受到挑战，引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也具有主体性？要回答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同样需要借助上面的分析方法，注意厘清这样一些区别，如智能与智慧的区别、计算与思想的区别、推测与判断的区别等。智能、计算、推测是人工智能所具有的，而智慧、思想、判断则是人所特有的，前者代替不了后者。完整的主体性，应是这些因素的有机统一。单纯的智能、计算和推测等，不可能代替主体性。实际上，人工智能所改变的是主体性的构成和作用方式，而不是主体性本身。在主体性的构成和作用方式上，人工智能确实是其重要因素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其并未因此而撼动人的主体地位。

　　劳动价值论的重新理解和把握问题

　　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其核心要义在于提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然而，今天出现的人工智能，作为突破性技术正在开始代替人的许多活劳动，产生了数字劳动新形态，改变了劳动的内容与形式，并使价值的形成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价值论还能否成立？对于这一问题，不能作抽象回答，关键要看活劳动还能否成为价值的唯一源泉。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基本观点虽受重大冲击，但并未被推翻。首先，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人的劳动对象化的产物。自然界不会自行发展出智能机器，智能机器是由人发明创造的。在智能生产体系中，人工智能机器作为自动机的高级发展形态，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劳动资料”，只不过是改变了形态的劳动资料。这样的智能机器终归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其次，人工智能的使用离不开人的活劳动。就目前的情况看，人工智能在执行特定任务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人的水平，展现出惊人的能力，尽管如此，人工智能还是不能完全自主，不能完全脱离人的指令与控制，更不能离开人的活动来自行创造价值。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没有取代人的活劳动，活劳动成为价值的唯一源泉仍是基本事实，因而劳动价值论不能被简单地否定。

　　当然，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不意味着轻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人工智能的出现，毕竟是劳动发展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它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在智能生产体系中，如何区别死劳动与活劳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生产时间与非生产时间，如何看待劳动形态的重大变化、价值的具体形成与实现等，都是提出的新课题，需要作出深入的探讨和说明，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时间与自由的关系问题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随着新技术的进步以及无人工厂、无人商店、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人们将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将大为缩短，自由时间相应增加。自由时间的增加，无疑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有效空间，这是新质生产力对人的发展的最大促进。但是，自由时间的增加，并不自然而然成为人的发展空间，要实现其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包括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这就要对“自由时间”有明确的认识和合理对待。

　　首先，在认识上，应对“自由时间”与“闲暇时间”有正确的理解。自由时间是相对于必要劳动时间而言的，自由时间较多，发展的空间就大。就个人而言，自由时间的扩大等于创造了一个新的发展舞台。马克思说：“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自由时间中所进行的活动也是一种劳动，即自由劳动，这种自由劳动虽然带有娱乐、消遣的色彩，但又不等于简单的娱乐、消遣，同样是一种严肃的劳动。只有在这样的“自由时间”中，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其次，在实践中，应对“自由时间”予以合理的分配和使用。新质生产力效率提高带来的时间红利，最终是流向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流向其他地方（如资本平台）？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这在时间上就涉及对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重新厘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工作与生活的时空边界日益模糊。如数字化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逐渐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工作状态与生活状态很难严格区分。因此，经典理论中“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清晰划分，在数字时代变得异常复杂，客观上需要作出清楚的说明。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分配使用时间。这就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增加必须有合理的流向，使其确实有助于人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学问题，更是涉及劳动法、数字伦理与生命政治的综合问题。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问题

　　新质生产力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自然需要突出技术理性。没有对新技术高效率、高效能的强烈要求，就没有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的重大突破。技术理性因其追求高效、科学，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跃升，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技术理性的发展又必须是有限度的，一旦失去控制，膨胀为“技术至上”，就会带来严重风险。如果仅仅为了数字化、自动化，忘记了技术应服务于人的需求，那就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技术本身的发展只问能不能做、效益高低，不问该不该做、对谁有益，技术发展的价值常常被悬置。这就客观上突出了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的独特功能，就在于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引和规范性约束。具体说来，就是要确立发展的伦理底线，任何技术的应用，都不能侵犯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设定发展的禁区与边界，不是任何领域都要以技术逻辑为主导，为了排除各种不可控的风险，有些领域还是有所限定的；引导技术健康发展，特别鼓励那些有利于增进公共福祉、有利于民生和生态文明等技术的发展，而非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研发和应用。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虽然追求和指向不同，但并非截然对立。对待二者的态度不是贬低技术，也不是空谈价值，而是要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用价值理性引导技术理性的发展机制。在技术应用阶段，一方面在决策上要有正确的判断，力求避免技术应用可能给人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强技术应用的制度约束与治理，如对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应制定相应的法规和伦理要求。通过这种全过程的技术研发与应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可以得到有效的融合。

　　总之，由于人的发展直接关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故讨论新质生产力不能回避这些问题的讨论。只有通过讨论，才能廓清新质生产力的各种认识迷雾，明确发展的方向与道路。这也正是从人学角度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