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焱

　　今年7月，陈年喜的新书《所有无名的人》面世，他在朋友圈发布了消息，并开始给粉丝读者寄书。他从出版社那儿拿到一批书，在扉页上手写签名、盖章，再写上一句诗，将“手签本”逐一寄给读者。这种“手签本”，刨除邮费，每本挣个三五块钱，同时这也是他与读者维系情感纽带的一种方式。

　　从2019年推出诗集《炸裂志》开始，这些年，陈年喜坚持每年至少出一本书，《所有无名的人》已是他出的第八本书，写作也成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当初的一名矿山爆破工，到如今颇具名气的职业作家，55岁的陈年喜仍会感到迷茫，对他而言，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

　　当年在矿山工作照

　　已出版的部分作品

　　与书友读者在一起

　　荒野矿山靠写诗来减压

　　陈年喜的家乡峡河地处秦岭南坡、陕西境内，是丹江水源地的上游之一。这里山高林莽，他就在这块荒凉贫瘠的地方度过了童年、少年和大部分青春时光。高中毕业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待在村里陪家人干农活，在山上放牛，但心有不甘，不愿像父辈一样一辈子靠种地为生。

　　他有着一米八五的高个子，在学校时曾是篮球健将，也是一个内心挺骄傲的人——怀揣着文学梦想，青少年时期便开始写诗。用陈年喜的话说，那时候写的诗比较多，都是风花雪月之类，青春气息浓郁，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作。

　　但文学梦抵不过现实的压力。1997年，陈年喜在村里盖好了新房后结婚，妻子书霞是名普通乡下女性。 1999年，儿子出生，陈年喜夫妇努力劳作，除了地里产出的粮食、蔬菜供全家食用，杀掉家里喂的猪拉到集市上换点钱，几乎没有其他收入。那时打工潮已经兴起，开始波及闭塞的峡河，他希望出去打工挣几袋奶粉钱。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秦岭西坡采金矿，他和许多村民一样去矿山谋生计，开启了历时十六年的矿工生涯。

　　透过陈年喜的笔端，当年矿工生活的辛苦、劳累得以真实还原。矿井洞巷低矮，高度不过一米六七，宽不过一米四五，架子车勉强通行。矿井深达一千多米，甚至四五千米，地下洞巷七拐八弯，如同庞大的迷宫。他曾经拉着装载矿石、重达一吨左右的架子车，终日在洞巷里穿行，弯腰低头，汗水湿透衣服，身体承受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

　　从最早拉架子车，到之后学会做爆破，他漂泊辗转于荒山野岭，在全国各地矿山务工，开采金银铜铁铅锌等矿石。“矿山都是边荒之地，一年到头碰不到一个熟人，工作特别沉重，心里特别苦闷。”陈年喜回忆，工友们靠喝酒打牌释放压力，自己就靠写诗来减压。工作当中，在操作机器的间隙，时常灵光一闪，脑海里浮现了诗句，他便赶紧记下来。下班之后，他就窝在宿舍里抽空写作。“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他在诗中写道，“它坚硬铉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就会流血。”

　　于陈年喜而言，此时诗风为之一变，从青春风格变得硬朗冷峻，也变得更为厚重。矿上写作没有功利之心，也没想过能发表。“矿山是离主流文学圈很遥远的地方，在这种环境里，对自己的未来就是认命了，写诗纯然是个人精神上的抚慰，完全没有年轻时要做一个诗人、作家的梦想。”他把写好的诗作放在新浪的个人博客上，算是一种记录留存。正是通过博客，后来纪录片《我的诗篇》剧组发现了他，让他成为影片拍摄的六位工人诗人之一。

　　16年矿山生涯11张爆破证

　　成为爆破工后，陈年喜抱着风钻在矿洞岩石上钻炮眼，滚滚粉尘往往迷糊眼睛，剧烈的噪声使人暂时失去听力。如果说这只是工作日常，那么爆破工遭遇的致命危险更是惊心动魄。比如疲劳之际一旦操作不当，怀里高速转动的机器钻杆突然折断飞出去，会危及同伴性命。又如，矿上如果买到的是不合格的导火索，点燃后貌似没有燃烧，但实际上内部已经引燃，缺乏经验的爆破工往往因此殒命。陈年喜的好些同伴就发生了类似事故，而他也多次从鬼门关擦身而过。“爆破不单是一门技术，对人心理造成的阴影，是多少年都忘不掉的。”陈年喜说，有些东西一生都挥之不去。

　　16年的矿山生涯，陈年喜共考了11张爆破证（正式称谓是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2014年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纪录片《我的诗篇》上映后，“工人诗人”这个群体开始为人所知，陈年喜也被推到了公众面前。就在这一年，他的职业病痛开始发作，长期在矿洞里低头弯腰，使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

　　其时，陈年喜的颈椎神经被压迫了五分之四。医生告诉他，如果手术失败，就会瘫痪，如果不做，半年内也会瘫痪。坐在商洛市的一家旅馆里，他嚎啕大哭。“我不是一个容易沮丧的人，矿山爆破16年，见惯了悲惨，亲睹了多少生死，从来没有沮丧过。我突然发现，所谓的坚强，不过是真正的不幸没有降落在自己头上。”

　　幸运的是，手术成功了。颈椎嵌入了一块金属片，陈年喜再也无法干爆破了。离开了矿山，生存又成了一个问题。因为纪录片的推广，陈年喜逐渐有了些名气，还贴上了他并不太喜欢的“矿工诗人”的标签；参加了一档电视台的诗歌文化类节目，与著名歌手搭档组队。他还来到北京，在公益组织干了两年志愿者，主要是回收二手衣服。他挑了一些旧衣服装箱打包，带回到峡河老家，给家人、亲戚穿用。2016年，他曾随剧组赴美交流，在哈佛演讲，在精英云集的学府讲述自己的矿工经历。

　　但没有一份正式工作，他心底的那股生活焦虑感始终存在。后经人介绍，他从北京到贵州一个景区上班，任务是写宣传稿。到贵州后，工资比较低，景区管吃管住，年薪五万。“那时候我孩子就在老家县城读高中，我爱人是陪读，我们家所有经济压力就落在我身上。”陈年喜说，因为自己做手术，把家里积蓄全都花完了，常常孩子要交学费，但自己的工资还没发，就不得不向同事们借一点钱救急。

　　陈年喜此时算是一线诗人，作品不愁发表，但杂志刊发诗歌数量有限，一年也就挣一万多块钱稿费。他觉得这样不是办法，业余开始尝试写散文，相比写诗，写散文的稿费要高得多。澎湃网的“镜相”栏目开栏未久，就向陈年喜约稿，他写的《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一文，竟然一炮打响，还获得了四千多块钱稿费，这带给他极大鼓舞。

　　“人类的悲欢是相通的”

　　陈年喜的父亲是一位传统木匠，做家具，做房梁，做各种木工活，都是一把好手。《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写的就是父亲最后的岁月，陈年喜写出了一个乡村木匠的冷暖人生，深情而又克制。这篇非虚构文章发表后，陈年喜说，当天一下子就爆发了，很多媒体、平台的编辑，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写作者，都纷纷加他的微信，说自己被这篇文章“震撼住了”。

　　“我就是把生活——我经历的、我看到的、我思考到的，记录下来而已。”陈年喜说，自己的散文跟一般非虚构写作不同，不是针对某个事件或新闻人物，自己写的就是平常老百姓，就是那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用了一些散文或者小说的写法，读起来没有距离感。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陈年喜正式开始散文写作，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出版社也开始注意到陈年喜。2019年，他的第一本诗集《炸裂志》出版，其中收录的二百余首诗，烙上了他前半生漂泊和劳作的印记。当时，出版社寄给他50本，除了一部分送给家乡的文友们，他把余下的二十多本在朋友圈和微博上出售。陈年喜为每一本书写上一句诗，并附上自制书签一枚，再把“手签本”寄给读者。

　　让陈年喜没想到的是，想购书的读者络绎不绝，短短几天内，竟然有一千多人想要这本诗集。这些读者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大学生，从清华、北大到偏远地方的高校都有。“《炸裂志》涉及的题材，主流文学作品很少写到，让大家感到惊艳。大家也是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了解了我和矿工行业，也了解了聚光灯之外的那个群体吧。”陈年喜说，现在年轻人的教育、生活经历，跟自己这代人差距很大，为什么他们会喜欢他的诗集？当初他百思不得其解。

　　经过这些年与年轻读者们的交流，他有了新的体会，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的悲欢是相通的。”因为很多年轻读者朋友跟他说，自己在城市里做白领，在办公室里工作，每天要去打卡，老是要加班，经常很晚回到家里，感觉很疲劳，可第二天还得继续去做这个，日复一日。“他们说本质上和我挖矿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我是耗力气，他们是不断烧脑。”陈年喜感慨，生活的压力、生命的沧桑感，在许多年轻人当中也普遍存在。他觉得，自己的作品可能戳中了他们的痛点，道出了他们内心的一种东西，让读者从中得到慰藉、继续往前走，也起到了一定的励志作用，“文学还是要给人以希望。”

　　在年轻读者群体的助推下，截至目前，《炸裂志》先后印了18次，发行量不下20万册。就当下诗人的诗集发行而言，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让陈年喜有些遗憾的是，这本诗集定价太低，只有24元，每本诗集他大概只能挣8毛钱。“我没挣到钱，出版社也没挣到钱，只能重印的时候提高一下价格。”

　　为自己的工友留存一些记录

　　命运总是习惯跟陈年喜开沉重的玩笑。在散文写作闯出了一片新天地，“矿工诗人”的名头也开始走红的时候，他又查出了尘肺病。在矿山干爆破工这一行，很多人都有尘肺病，那个年代的矿工，缺乏防护意识，不喜欢戴口罩，钻炮眼时飞扬的粉尘就会被吸入肺里。当时毫无症状，潜伏多年后发病，他才知道出了问题，但人已经离开了矿山，想找谁负责都找不到。

　　确诊尘肺病后，陈年喜一度天天咳嗽，没法在办公室工作了，从贵州景区辞职回到老家。“肺功能会不可逆地下降，就是肺纤维化嘛，最后会慢慢失去呼吸。”他坦然道，“这个病不会让你立马死掉，虽然将来的生活质量会下降，但至少还能活着。”从确诊至今已有六年，每天他都要吃药，一种从美国进口的药，一天至少花费两百元，以延缓肺纤维化。即便他出门在外，包里也会随身携带着这种药。

　　全家人的生活来源、每月数千元的医药费，全指望他的稿费了。“在贵州工作期间，我还发了个朋友圈，说假如我将来回家专业写作，每年写10万字，我能不能活下来？好多人说你千万不能辞职，你靠写作是活不了的。后来我得了病，没办法了，只能辞职了。”陈年喜说，但是后来还好，自己靠写作活下来了。

　　出版社最早推出的散文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微尘》，也让陈年喜声名大振。这两部散文集收录的文章，以矿山题材居多，这类题材比较稀缺，关注度很高，对读者自带冲击力。俞敏洪、易中天等名人推荐《微尘》，也让这本书火了一把，销量突破20万册。陈年喜患病的消息传出，激起网友的同情，也间接拉动了图书销售。写作带来的收入，缓解了他的经济窘境。

　　陈年喜写矿山题材的作品，整体上是酷烈而又沉重的。关于《微尘》这本书，豆瓣上有一个读者评论：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博眼球的，为何每个人最后都死掉了？陈年喜想说的是，“我写的不过是一些真实的、再正常不过的生活与命运，我主要写的也不是那些生活与命运，是它们背后的人，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人性、人的方法。”

　　写到矿山发生的苦难之事时，陈年喜的文字却是冷静、克制的，他不喜欢渲染苦难，大多是点到为止，更没有哭诉、煽情，他往往用寥寥几笔勾画，却能够直击人心。比方说，在散文集《一地霜白》中，他写到一位无名年轻姑娘自告奋勇，乘坐高空矿斗去分开两条纠缠在一起的游索，在解开两条游索的刹那，那姑娘不慎从矿斗坠落，只留下她身上那件被矿斗边沿挂扯下来的红色上衣在风中飘荡，那般凄美绝伦。在《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里，陈年喜写同乡伙伴德成在萨尔托海的矿山遇难那天，他注意到戈壁滩尽头的那轮落日轻盈、巨大、通红，在天际尽头的戈壁上飘浮、飘浮，久久不肯落下，“一生里，我再也没见过那么大的落日。”

　　长年在荒凉、边远矿山的漂泊经历，塑造了陈年喜独有的审美观，他对诗性之美有着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壮阔之美、壮烈之美、山川地理之美，还有人在命运里挣扎抉择的沉重感、不服命运的博弈感，这才是真正的诗性之美。”他动情地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一方面看到了生活与命运的悲壮残酷，看到了大地的苍茫辽阔，但另一方面也看见了人性深处那点点微光。

　　在文学上对陈年喜影响最大的并非当代作家，而是杜甫以及唐朝边塞诗。他更喜欢那种粗粝、纪实的写作。“我并没有把杜甫的诗歌当古典诗歌来读，我觉得他的那些诗自带叙事性。他行至何处，见过怎样的江湖，当日境遇如何，遇见何人，诗作都一一记下。”他推崇杜甫“诗史”的特质，也希望借自己的文字留下记录，希望在当下这样一个工业化高速推进的时代，为那些给工业添砖加瓦、流血流汗的人们，为曾经的工友，留住他们的故事。

　　期待转型写长篇小说

　　因为颈椎里有一块金属片，陈年喜不能长时间伏案，只能抱着一个手机在怀里，在上面敲字写作。这些年出版的作品，从最初的《炸裂志》《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到《微尘》《一地霜白》，再到《峡河西流去》《人间旅馆》《所有无名的人》，都是这样写出来的。他的作品题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矿山生涯，一类是写峡河故乡，既有苦难漂泊打工经历，也有家乡风土人情，聚焦的都是底层小人物，沉重与温柔交织在一起。

　　“我离开矿山那个残酷的环境也有一段时间了，主要是以回望的视角去写那些事情，可能随着年龄增大，也就变得没那么激烈了。”陈年喜恳切地说，矿山题材有关注度，但散文写作很容易把人掏空，题材也快开采完了，所以自己就转向家乡写作，写峡河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在《所有无名的人》中，救人而死的小偷、雕核桃的手艺人、吹唢呐的同学，乃至破败的古庙、荒野的桃花、年年不绝的芦花……都成了他倾心书写的对象，下笔也变得柔软。

　　陈年喜书中有一篇专门写到了爱人书霞。去年《十三邀》节目到陈年喜的峡河老家录制节目，节目播出后，陈年喜夫妇也“出圈”了，书霞受到网友的关注。“她现在的人气比我高。”陈年喜笑道。书霞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平时在家种菜、种玉米地，抽空还会去山西给人摘花椒，去渭北摘苹果，挣一点辛苦钱。“我想象着她，一双被霜露浸透的手，怎样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摘下永无尽头的苹果。”陈年喜轻易不流露情感，但他笔下却藏着对爱人的深情。

　　如今，陈年喜在《南方周末》《解放日报》和《联合早报》三家报纸上开有专栏，每个月至少要写三篇文章。一年下来，部分文章经过补充加工，再结集出版。作为一位职业作家，陈年喜年少时期的文学梦，经过了一番跌跌撞撞后，如今好像已经实现了。对于命运的奇妙，他感慨道，“当初真是没想到某一天自己身体会垮掉，不得不离开那个行业；也没想到无路可走的时候，还是写了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拐弯的机会，有转身的机会。”

　　如今生活开支有了着落，收入甚至比陈年喜早年务工时略好一些，但他心中的焦虑始终挥之不去。“写作还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当下写作群体特别庞大，文学也处于式微的状态。”他感慨，自己觉得新书写得越来越好，获得的关注度却不及从前。写作题材上遇到瓶颈，也令他焦虑。写家乡峡河，大多只能写过去的故事，很难书写当下，村里很多人都离开了。为此，他也有意识地骑着摩托车，到四周乡镇采风，努力拓宽写作素材。

　　陈年喜在县城有房子，但他并不喜欢住在县城，一天的生活成本得20元，还没有相熟的人，觉得很无聊。他更喜欢待在峡河村里。“家里有两亩玉米地、自己种的菜，烧的是山上的柴禾，喝的是山上流淌的水，基本上没有生活成本。”他说，村里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除了写作，干点农活，苦闷的时候就骑着那辆旧摩托到处转转。

　　峡河山岭间散落着不少墓地，里面葬着陈年喜熟悉的故人、工友，他有时会去看看。“我出生在这个地方，将来老了也会葬在这座山上，我们这一代人也就完成了。”陈年喜身上带着厚重的宿命感。他常会想起二十多年前，爱人的弟弟在山西遭遇矿难，他过去料理后事，返乡途经晋陕交界的风陵渡黄河大桥。那一晚天上一轮明月，月光洒在黄河的开阔水面上，巨大的悲恸涌上心头，“渺小、短暂的生命，在这条恒久奔流的大河面前，在永不磨灭的月光面前，真是不值一提。”

　　可眼下的生活压力仍要面对，容不得他有丝毫退缩。儿子已经长大，他很忧心儿子的工作和终身大事，因为他能留给孩子的其实很少。他坦言，自己正处在文学创作的迷茫期，尚未理清下一步的写作方向。“如果说有个期待的话，我想转型去写小说。”陈年喜希望尝试长篇小说创作，在写作上找到新的突破。目前他手头还有两三部与出版社签约的书稿，等待他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