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霞

文字学博物馆馆徽以殷商甲骨文“名”字为主体，这是古人对文字的古老称谓。

　　近日，坐落于海淀区正白旗西路的文字学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分上下两层，步入一层大厅，壮阔的黄河、昆仑山脉图景扑面而来，顶部中央硕大醒目的馆标，取自甲骨文“名”字。展馆全程采用繁体字展陈设计，引导观众放缓观展节奏，沉浸式体会汉字与文字学背后的深厚底蕴。展览围绕文字起源、字形结构、学脉传承与文化价值徐徐铺展。

　　文字从何而来

　　汉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独立起源的古老文字，与古埃及圣书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古印度哈拉帕印章文字、中美洲玛雅文字齐名。历经数千年岁月洗礼，其他几大古老文字早已不再使用，唯有汉字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方能跨越两千余年时光，无障碍品读孔孟老庄经典，读懂古人深邃的思想与智慧。

　　文字究竟起源于何处？这座博物馆以清晰的时间线，完整还原汉字孕育的全过程。从远古先民依托肢体动作、模仿鸟兽鸣叫开展自然交流，到口头语言逐步成熟，再到简易符号诞生、语符与文字并行，最终步入成熟文字体系时代，每一个阶段皆是文明演进的生动印记。

　　距今约九千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四十余支骨笛。贾湖遗址共发现17例契刻符号，分别出现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之上，被一些学者视作汉字的原始雏形。这些原始刻符比殷墟甲骨文早五千余年，也领先于古埃及圣书文字及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史前记事刻符之一。

　　纵观汉字的发展历程，从上古先民结绳记事的原始探索开始，历经殷商甲骨文、商周金文、先秦大篆与小篆，再经由秦汉隶变，逐步衍生出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成熟字体，演变脉络清晰连贯、层层递进。古人在长期造字、用字实践当中，总结出“六书”造字法则，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多元方式构筑文字体系，使汉字由简单符号不断丰富完备。

　　甲骨文、金文以象形为基础，生动体现出古人细致观察万物、巧妙创造文字的智慧。甲骨文中的“心”字，形象描摹出心脏的形态，线条简约却惟妙惟肖；“齿”字以口为框架，内嵌齿状笔画，构形表意直观质朴，颇有意趣。而笔画繁复的“爨”字，足足三十画，本义为生火做饭，字形巧妙融合木、手、灶、火等生活元素，结构精巧。多年前，笔者曾专程前往京西门头沟爨底下村采风拍照，当时村民热情讲述古村专属的拆字口诀“兴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架火烧”，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因该字笔画冗杂、不易书写，村名曾一度简写为“川底下”。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旅深度开发之后，承载千年文字底蕴与村落记忆的古字“爨”重新启用，成为这座古村落独一无二的文化标识与精神名片。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使用的都是拼音文字，依靠字母拼合发音。而汉字为方块形态，除承担记录语言的功能之外，还孕育出底蕴深厚、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秦朝丞相李斯整理规范小篆字体，相传传国玉玺之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便出自他的手笔。汉晋时期书法名家辈出：蔡邕、钟繇确立隶书、楷书的书写范式；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笔墨精妙，开拓出行书全新风貌，皆是流传千古的书法大家。及至唐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与元代赵孟頫被称作“楷书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诸家自成一派，风貌各有不同。元明清直至民国，书法文脉代代赓续，诸多名家挥毫泼墨，留下大量流传后世的珍贵作品。

　　历经千年沉淀，汉字形成了一字一词、一字一音、一字多义的特征，以形声字为主体，巧妙融汇形、音、义三重维度，构建起一套成熟完备的文字体系。我国方言品类繁多，语音差异巨大。影片《马背上的法庭》展现了云南山区巡回法庭的工作日常，当地不少老人不懂普通话，法官与书记员既要通晓当地方言，还要熟悉多种民族语言，需在方言与民族语言之间不断切换，方可完成取证、纠纷调解等工作。而统一的汉字体系，跨越语音与地域隔阂，使不同地域人群得以顺畅交流，实现心意互通。

　　文字载体的千年流变

　　在文字尚未成型的远古时代，先民只能依靠结绳记事、口耳相传，留存生产生活的点滴印记。时至商代，王室遇事必先占卜，国之大事、农时丰歉、战事胜负、祸福吉凶，皆要问询神明。这些卜辞被契刻于龟甲兽骨之上，甲骨文由此诞生。然而龟甲兽骨获取不易，刻写亦费时费力，只为上层王室所垄断，故而甲骨文的使用与传播范围十分有限。晚清学者王懿荣率先辨识甲骨文，此后刘鹗整理刊印《铁云藏龟》，让湮没数千年的甲骨文重见天日。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潜心考释研究，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因四人字号之中均含“堂”字，时人誉之为“甲骨四堂”。

　　商周时期，青铜文明鼎盛，大量铭文被铸于青铜礼器之上。西周何尊器底，首次出现“中国”二字铭文；国宝毛公鼎存有近五百字完整铭文，为后世研究西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史料。随着青铜、石刻文字逐步普及，金石学日渐兴起繁荣。两宋为金石学发展的鼎盛阶段，宋徽宗广搜天下金石古物，加以整理鉴藏；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埋首考据，搜罗碑版器物，伏案著述，为金石学走向体系化打下坚实根基。

　　简牍的普及彻底改变了文字传播格局。《史记》记载，孔子研读《周易》，反复翻阅致使编连竹简的皮绳多次磨断，“韦编三绝”典故流传至今。敦煌出土的汉代戍边士卒家书，寥寥数语饱含对家人的牵挂，也体现出当时重孝的社会风气。马王堆汉墓、海昏侯墓及清华简、北大简等简牍陆续现世，这些“地下之新材料”，成为订正“纸上之材料”，探寻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关键钥匙。

　　文字学博物馆第四展区“文脉宗绪”板块，细致诠释了书写载体对文体文风的深远影响。受竹简书写条件限制，古人落笔审慎、惜字如金，逐步形成言简意赅、意蕴深远的文言文体系。《史记》记载，孔子修订《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此处的“笔”与“削”，既指代书写、删改的动作，亦喻孔子修史录删有据、取舍有度，笔法严谨公允。古时受书写材料局限，大部头典籍往往卷帙浩繁，多深藏于官府馆阁；而《道德经》五千言、《论语》万余字，既能完整承载先贤的哲学智慧与处世理念，又适配古代传播条件，故而得以千古传诵、代代赓续。

　　印刷革新与知识传播

　　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走向成熟。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在前人工艺基础上改进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古代印刷技术的关键性突破。宋代科举制度完备，民间读书应试风气浓厚，催生了庞大的书籍市场，推动了印刷产业全面繁荣。得益于印刷技术的普及，大量官方典籍、经典读物流入民间，打破了世家大族对知识与教育的垄断，使普通士人获得读书求学、参与科考的机会，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阶层流动成为现实，进一步推动科举制度的普及与完善。版式规整、刻印精良的宋版书，历来是古籍收藏界的珍品。文字学博物馆展板呈现的各类古籍，直观展现了中国古代印刷文明的璀璨成就。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如今这座崭新的文字学博物馆，文脉源头可追溯至1990年的太庙汉字主题展览。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初步普及，键盘输入逐步取代手写，“汉字繁琐落后、终将被时代淘汰”的争论一度引发热议。彼时的太庙汉字主题展览，以详实的史料、珍贵的实物、严谨的论证，有力回应了时代质疑，守住了汉字的文化尊严，也为国内文字文博事业的发展埋下深远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