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小英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0年间，长征的故事是怎样流传于世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认为始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

　　事实上，1936年斯诺在陕北采访期间，毛泽东便亲自发起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征文活动，号召红军将士撰写回忆长征的文章，不久后形成了《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文章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这本书是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回忆录，是迄今为止所有关于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

　　然而，《红军长征记》编辑完成后，尘封数年才在延安内部发行，且印数寥寥，在国内一度难觅其踪。直到2002年，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重新发现了这本书，关于它的“长征”故事，终于被揭开。

1936年，红一军团在宁夏。埃德加·斯诺摄

1936年，斯诺（右）在陕北采访途中。 新华社资料图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红军长征记》朱德签名本。

1936年7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征文启事》。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沈津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办公室。 受访者供图

参加过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新华社资料图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川康边界的夹金山。

《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原样。

200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记》。

董必武《出发前》手稿。

　　朱德的亲笔签名

　　2002年，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哈佛燕京”）善本室，原善本室主任沈津像往常一样，把书架上的书一本本拿下来“乱翻”。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沈津突然看到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比16开大一点，静静躺在那里，看起来从来没有人翻过。”

　　沈津“好奇心强”，打开大信封一看，里面装着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布告》等，“都是革命文献，纸张是粗糙的土纸，草木纤维还在里面，印刷质量也不是很好。”

　　作为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和书打了几十年交道，经眼的图书数以万计。他称自己“不只是在线装书里翻过来滚过去”，对革命文献也不陌生。

　　这些革命文献，主要指红色出版物，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纸、杂志、图书等。

　　从1960年开始，沈津初中毕业，便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跟随著名图书馆事业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学习古籍整理、编目和鉴定。上海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省市级图书馆，不仅有丰富的善本书、线装书，还收藏了不少珍贵的革命文献。

　　“很多都是在上海‘孤岛’时期，顾先生参与筹办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冒着极大风险收集的。”沈津在上海图书馆工作30年期间，把馆藏的一万四千部善本，“差不多都翻了一遍”。

　　他深知，“当年延安条件艰苦，很多党的重要文件都通过刻钢板油印，或者用手抄复写纸复印，在高级干部中传阅执行。”这些文件印数本身不多，加上行军打仗过程中很多文件、书刊带不走都处理了，留下来的弥足珍贵。

　　在“哈佛燕京”发现革命文献，让沈津倍感意外。更让他惊喜的是，在牛皮纸大信封旁边，还有一部《红军长征记》，上下两册，32开大小，封面右下角赫然写着朱德的名字。

　　“过去，我学的就是鉴定，包括名人书法的鉴定。朱老总的亲笔签名潇洒、流畅，一气呵成。”沈津一眼认定，是朱德的真迹。

　　“哈佛燕京”，为什么会有朱德签名的革命文献呢？

　　其实，“哈佛燕京”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1928年，在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霍尔的基金资助下，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创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致力于研究中国及东亚文明。学社总部设在哈佛，同时建立了一个图书馆，专门收藏中文、日文、韩文等东亚典籍。

　　当时，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设立了办事处，由燕京大学的学者，在琉璃厂、隆福寺等地书肆，“代购”善本古籍、地方志等。“我的老师顾廷龙先生早年在燕大图书馆工作时，就帮‘哈佛燕京’买过书。”沈津说。

　　这些革命文献，会不会和燕京大学有关系？

　　沈津又仔细翻阅了牛皮纸袋里的资料，在一张类似目录的清单上，找到了答案。清单上用英文写着：“这是通过费正清教授转来的埃德加·斯诺赠送的资料”，中文注明：“施乐先生送来中共延安时代史料”。

　　“施乐”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中文名。1936年，斯诺突破重重封锁，深入陕甘宁地区，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重要领袖，撰写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成为最早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真实情况的西方记者。

　　斯诺在陕北采访时，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作为其写作素材。他离开中国时，把这些资料都带回了美国。1957年，他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特别顾问期间，将其中六七十份资料送给了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

　　费正清是“头号中国通”，自然知道这批资料的重要价值，于是将它们转赠给了“哈佛燕京”。他给该馆馆长裘开明写信建议：“对它们进行一些特殊处理，也许可以将它们装进箱子里以防止损坏。”

　　裘开明把斯诺的这批资料，列入善本，存放在善本室的大保险箱里，后来又摄制成胶卷保存。

　　或许是藏得太隐蔽，沈津自1992年执掌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以来，一直在和几位同事整理除地方志之外的中文古籍，撰写了数百万字善本书志。但他不曾听说过，善本室里还有斯诺捐赠的革命文献。

　　机缘巧合，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翻开《红军长征记》，沈津看到里面不少文章作者，都是党的重要干部，进一步查资料发现，这本书是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回忆录。

　　“这或许是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由众多军队作者围绕一个专题，从不同角度创作出的唯一著作。”沈津意识到，这本书“意义重大”，于是写了一篇介绍文章，发给了国内的《收藏》杂志。

　　“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当时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原来，这本《红军长征记》，国内学者已经苦苦找了几十年。

　　毛泽东发起征文

　　其实，《红军长征记》的缘起，和斯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1935年秋，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总算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但那时候，除了中国共产党人之外，人们对这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军队，满是猜忌和误解。

　　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密不透风，“赤匪”“流寇”的污名铺天盖地。关于长征，外界更是一无所知，“毛泽东、朱德被打死”之类的假新闻，在各大报刊上发布过多次。谣言满天飞。

　　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写文章讽刺：“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长征，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话里话外，笑话红军“大老粗”，连自己的历史都写不成。

　　把红军的历史写出来，势在必行。

　　1936年初，红一方面军开始征集战史资料，计划把能找到的文件、日记归拢归拢，找几个“笔杆子”集中写一本书。但由于东征战事趋紧，指定的人都抽不开身，拖了几个月没动静。

　　就在这时，斯诺在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下，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中共中央意识到，这是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国际宣传“极好的机会”，于是改变计划——发动所有走过长征的人，集体写回忆文章。

　　1936年7月2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了一份《征文启事》。“斯诺的牛皮纸信封里，就有这份启事原件，国内外估计仅此一纸，别的地方找不到，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记者采访时，沈津首次向媒体公开了原件照片。

　　只见一张红油纸上，有十几行竖排繁体字，手写的字体，方正硬朗。启事言简意赅：为搜集红军战史材料起见，举行征文。征文范围，“限于远征、南征、东征三个时期。”

　　“这说明‘长征’的概念，当时还没有被中共中央和红军部队统一、广泛使用。”沈津说。

　　长征是由毛泽东命名的。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了对长征伟大意义的著名论断——“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但长征的概念，其实是逐渐被人们接受的。

　　这次征文，除了征集日记、战闻记载、行军描写、民情风俗的记述等，还包括照片和纪念物。总政治部特意强调，“凡是采用的稿子，一律由本部给以酬金。”

　　酬金按等级分三种：甲种每千字半元，乙种每千字三角，丙种每千字二角。特别好的稿子，给以更高的酬金。照片和纪念物也“酌给酬金”。

　　这些酬金什么概念？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用的是苏维埃纸币，即苏币。据时任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副行长曹菊如回忆，“1936年7月西北分行刚到保安时，一元苏币可以买一只羊。”可见，征文活动的稿酬不算低。

　　毛泽东对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征文活动，非常重视。半个月后的8月5日，他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给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了一份正式的征稿信：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毛泽东同时给各部队首长发电报说：“望各首长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莫忽视。”

　　红军总政治部很快成立了编委会，由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牵头。

　　徐梦秋是安徽人，1923年在上海入党，1927年受派到苏联学习。从苏联回国后，他在苏区担任军委秘书长，是有名的“笔杆子”，人称“红色历史学家”。长征途中，他翻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由马海德主刀给他做了截肢。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十分痛惜，对他格外关照。

　　作家丁玲、“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成仿吾等先后参与了编辑工作。最初，几位编辑都有同样的担心：天天在枪林弹雨里滚爬的将士，拿枪比拿笔顺手多了，能写出像样的文章吗？

　　反响却远超大家的预期。

　　从8月中旬开始，稿件从四面八方涌向保安。几百里、上千里外，甚至远至沙漠边缘的三边地区，都有稿件寄来。

　　丁玲生动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字的，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

　　这些红红绿绿的稿子，来自董必武、李富春、徐特立这样的老同志，也来自彭雪枫、杨成武、耿飚这样的指挥员，还有普通士兵、卫生员、炊事员。其中，三分之一是做文化工作的，剩下三分之二都是拿枪的人，还有刚扫盲的战士。

　　童小鹏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当时正在红军大学学习。收到征稿信后难掩兴奋，他在日记里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斯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

　　童小鹏一口气写了7篇稿件。和他同期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张爱萍，写稿更积极，用“艾平”“斯顿”两个笔名，前后共写了18篇稿件。

　　短短两个月，编委会总共收到200多篇稿件，总计50余万字。

　　“以存其真”

　　编辑工作在保安的窑洞里，紧锣密鼓地展开。

　　200多篇稿件，摞起来有两尺高。“一个两个嘻开着嘴的脸凑拢了，颤动的指头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丁玲读后，认为它们“出乎意料、写得美好”。

　　当时，距离长征胜利只有数月，大家对途经之事仍历历在目，真实、鲜活的细节从字里行间流淌出来——

　　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没有明确的方向。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

　　长征多夜行军。李富春“开始不习惯，头几天，不管是有无月亮，或者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很吃力……半夜以后，感觉疲倦，拂晓前后，更是瞌睡沉沉，坐在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以后习惯了，却没有什么问题。”

　　路上有敌机残酷的轰炸。四渡赤水途中，红军遭遇空袭，童小鹏亲眼看到，有的同志“身体破碎了，有些头颅已经破碎，脑浆流在地上；有的是手足已经炸断，残缺不堪；有的是身躯已经溃烂，五脏分裂；甚至有些炸得体无完肤，炸得骨肉碎屑，撒在地上，而肢体竟被挂在树枝上，鲜血淋漓……”

　　也有烟火气十足的日常。强渡大渡河后，红军打土豪，杀了几头猪，猪肉分给群众，剩下一些猪肚、猪肝给战士们吃。朱德主动给大家炒猪肚，大家一边吃着总司令炒的猪肚子，一边谈笑肚子炒得好。朱德还说：“我很会炒肚子的，以后你们找到肚子，准备点辣椒，我再来帮你们炒吧！”

　　红军途经贵州茅台镇时，还发生了错把茅台酒当“脚汤”的趣事。一位战士发现了一家酿酒作坊后，用酒池泡脚，闻到异香四溢，才知道是茅台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脚汤”。军事顾问李德素来嗜酒，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和几名战士同往酒坊，选其中最为年远的一缸茅台酒，痛饮了一场。后来继续经过茅台镇的部队，都前往该坊痛饮一杯，到最后一部经过时，数缸“脚汤”也涓滴不留了。

　　一段一段粗糙质朴的语言，不仅记述了长征中突破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重大事件，也描写了红军“徒步吹牛皮”、喝茅台酒、在雪山上吃“冰淇淋”等有趣的故事。

　　编辑们被深深打动，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着，“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给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

　　经过筛选编辑，百余篇稿件入选。编委会按照历史顺序，将这些稿件汇集成册，总计30余万字，厚厚一大本。几位编辑把初稿本誊抄了几份，分头送给走过长征的同志看，让大家补漏、改错、提意见。

　　复旦大学《文摘》杂志，曾选摘了记者任天马（原名赵荣声）于1937年在陕北采写的《集体创作与丁玲》，最早公开披露了当时的编辑细节——

　　“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地写上无数极小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样改得糊涂满纸了。”

　　任天马问丁玲：“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

　　丁玲回答说：“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现在大家都在加倍努力。”

　　又问：“将来怎样发行呢？”

　　丁玲答：“能在外面发行更好，有困难呢，我们自己来印。这部东西自然有它历史的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去的……”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并没有丁玲预想得那么顺利。

　　“二万五千里”

　　1937年2月，《长征记》征文在延安编定完成，共收入董必武、杨成武、舒同、萧华等40多人的100篇文章、10首红军长征歌曲和《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等。

　　其中，《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详细列出了红一军团直属队长征行军371天中，每天所经过的主要地点及里程。这些里程加起来，总共是18095里（原表误写为18088里）。

　　为什么不是“二万五千里”呢？

　　18095里，只是红一军团直属队单纯行军的里程。事实上，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加上行军打仗要侦察、筹粮、做群众工作等，基层部队所走的里程，远不止这个数。

　　据时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萧锋回忆，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当天，毛泽东对他讲，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可见，毛泽东所说的“二万五千里”，是指最多的走了这个里程。

　　《长征记》征文编辑完成后，书稿名字就叫《二万五千里》。目录由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最后排定。当时正好赶上徐老60大寿，中国文艺协会给他的祝寿诗中提到：“万里长征记，目录已编好。”

　　据“长征四老”之一谢觉哉日记，毛泽东翻阅书稿后曾提出，全书缺一篇总的记述，“最好我来执笔”。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这篇总记未能写成，成为这次集体创作的一桩憾事。

　　《二万五千里》的出版之路，充满了遗憾。

　　编书期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幕缓缓拉开。这时，有人提出：书中大量记述了国共打仗的事，措辞都是当年对峙时期的语气，公开出版，会不会坏了统一战线的大局？

　　意见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二万五千里》暂缓出版，等以后有适当时机再说。

　　编辑们陆续上了前线。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成仿吾出任陕北公学校长，培养抗日干部；徐梦秋经组织安排，于1938年赴苏联治腿。出版一事，就这样搁置下来。

　　为避免原稿遗失，编委会组织人手把《二万五千里》定稿誊抄复写了几部。有说抄了5部，也有说抄了20多部，具体数字如今已无从考证。

　　其中一部留在延安总政治部，供内部借阅。据说，这部书稿非常抢手，有人借去后爱不释手、长期不还，以致一时下落不明。

　　徐梦秋曾在《新中华》报登了个启事找稿子：“《二万五千里》底稿第一本，不知哪位同志拿去了，现在急待装订全部，请即送还为盼，如有同志知道或看到，亦请告知，不胜感谢。”

　　还有一部誊清稿，被悄悄送往上海。

　　1937年3月，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返回上海时，“随身带回红军长征亲历者所写的回忆文章手抄稿，考虑在上海编辑出版。”

　　这部“红军长征亲历者所写的回忆文章”，就是《二万五千里》。

　　淞沪会战后不久，上海沦为“孤岛”，日伪政权查禁一切抗日、红色书刊，公开出版这部系统记述红军长征的著作已完全无可能。加之上海地下党组织面临调整，冯雪峰决定撤离上海，如何处置这部书稿，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危急之中，冯雪峰想到了谢澹如（谢旦如）。

　　谢澹如是上海党外进步人士。早年，他与冯雪峰在湖畔诗社结为诗友，后来在上海经营公道书店，表面上卖旧书，实际上是“左联”的秘密通信联络机关。冯雪峰、鲁迅等，经常在他的书店联系工作。

　　1931年，在上海白色恐怖下，谢澹如和冯雪峰合作，秘密出版了“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将国民党血腥屠杀的真相公布于众。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冯雪峰曾托谢澹如，秘密掩护瞿秋白夫妇一年多。

　　1937年底，冯雪峰离开上海前，把《二万五千里》誊清稿和一批革命文献交给谢澹如。

　　谢澹如带着这批资料辗转迁徙。据谢澹如的儿子谢庆中回忆，由于国民党当局怀疑，谢家曾被抄家两次，但书稿幸免于难，“父亲一直担心书稿的安全，后来他叫我母亲将书稿用小孩子的衣服包紧送到外婆家去，放在外婆自备的寿材里，别人一概不知，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谢澹如担任上海鲁迅纪念馆第一任副馆长。1962年，谢澹如逝世后，他的五个儿子遵从父亲遗嘱，将《二万五千里》誊清稿等一批珍贵革命文献，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

　　冲破封锁

　　《二万五千里》虽然没能正式出版，但长征的故事早已冲破封锁。

　　1937年7月，上海《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刊发了一篇署名“幽谷”的《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简称《西引记》），第一次系统地向国统区的民众介绍了真实的红军长征历程。

　　文章堂而皇之地称“赤匪”为“红军”，戳穿了国民党对红军的污蔑。据说，蒋介石当局为此大为光火，曾企图陷害《逸经》杂志社社长。而两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共产党和红军的正面形象在国统区引起强烈反响。

　　各大媒体纷纷转载《西引记》。上海好几家出版社也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跟风推出通俗小册子：《第八路军行军记》《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等。红军长征的故事，由此在国统区传开。

　　后来经学者对比发现，《西引记》与《二万五千里》的内容基本相同，其中茅台酒的逸闻、草地断粮的经历、行军里程数据等几乎都来源于后者。这说明《西引记》的作者，很可能看过《二万五千里》。

　　“幽谷”是谁？他的真实身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个谜。

　　直到20世纪90年代，董健吾的儿子董云飞写文章披露：“幽谷”是他的父亲董健吾。这才真相大白。

　　董健吾曾受宋庆龄委托，化名“王牧师”，护送斯诺进入陕北苏区。他用宋庆龄给的半张名片与斯诺身上的半张拼对接头，通过张学良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电告中央，最终将斯诺送入苏区。

　　在苏区时，董健吾读过《长征记》征文部分原稿。而且他与冯雪峰交往密切，冯从延安带回《二万五千里》誊清稿后，他在上海借读，并抄了一部分稿子，加上他在陕北的见闻，改写成一篇纪实文章，用“西引记”而非“长征记”掩人耳目，躲过了国民党的新闻审查。

　　不仅董健吾，斯诺在陕北采访期间，也看过《长征记》征文部分资料。

　　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介绍红军长征时写道：“根据一军团按逐个阶段编的一张精确的旅程表，长征的路线共达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折合英里为六千英里，大约为横贯美洲大陆距离的两倍。”

　　这个里程数，正是《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里的数字。斯诺在“旅程表”处，特意作了注释：“《长征记》，一军团编（1936年8月预旺堡）。”据说，他是在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那里看到的那张里程表。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几个星期内就销售10余万册，多次加印，畅销全球。斯诺让西方国家认识了中国红军，也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西方世界联系的渠道。

　　没能正式出版的《二万五千里》，换了种方式，完成了当初“扩大国际影响”的任务。

　　被删改的记忆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二万五千里》出版事宜被再次提上日程。

　　1942年，总政治部宣传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翻出了压在箱底的原稿，排印了一批，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

　　这本书不是公开发行物，封面上印着“党内参考材料”。《出版的话》里强调：“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须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由于延安的条件有限，《红军长征记》印数不多。解放战争时期，多数本子在部队转战中遗失、损毁，留存至今者寥寥无几。

　　其中一册，由朱德亲笔签名赠给斯诺。斯诺漂洋过海带回美国后，又由费正清辗转送给哈佛燕京图书馆，时隔近半个世纪，才无意中被沈津发现。

　　新中国成立后，长征从革命史，变成了全民族的记忆。一些走过长征老红军的呼吁，重新整理出版《红军长征记》。

　　1954年2月，中宣部党史资料室着手整理书稿，改名叫《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刊登。

　　这次整理，100篇文章变成了95篇，删掉了5篇。

　　被删篇目中，最知名的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作者如实写了在遵义的十天“小资”生活，他们经常逛街找东西吃，对一家饭店的辣子鸡丁很满意，后面几天再去吃，因为来人太多，辣子鸡丁质量越来越差，先是白菜铺底，后来猪肉也上来充当鸡肉了，写得生动有趣。文中还写了举办篮球比赛、开舞会的场面，萧队长（萧劲光）身材高挑，依然将从莫斯科学来的高加索舞跳得轻巧……

　　为什么被删？军史专家、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原教授徐焰研究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遵义日记》里写的日子太“安逸”，和大众认知里的长征相去甚远；二是何涤宙后来脱离了革命队伍，又加入了国民党军队。

　　同期被删的，还有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篇目。莫休，是徐梦秋的笔名。这时候的他，已经从“红色历史学家”，变成了叛徒。

　　徐梦秋的人生走向，令人唏嘘。

　　1938年，他赴苏联治病，但因为苏德战争爆发等原因，没出国门，滞留新疆。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但徐已投降盛世才，任军统少将特研组组长，成为长征干部中极少有的叛徒。新中国成立后，徐梦秋在南京被捕，被判了无期徒刑，后来病死狱中。

　　徐梦秋沦为叛徒，他的文章一度从正式版本中消失，最初的主编身份，也渐渐被隐去。

　　1955年，人民出版社从《红军长征记》中挑选了51篇文章，仅占全书内容的一半，增补廉臣（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杨定华（邓发）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等，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初版时，这本书只在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内部发行，仍不公开出售。由于太受欢迎，三年时间连续印了4次，发行了73万册。在第四次印刷时，该书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

　　红军长征的历史，由此开始走进中小学生的课本课堂，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间传奇。

　　然而，这些关于长征的历史，其实是不完整的。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曾对照上海鲁迅纪念馆藏1937年誊清稿与1942年延安印本发现，后者一些文章做了较大幅度修改，删去了不少情绪化表述，以及一些被认为“有损红军形象”的细节。

　　比如，彭加仑《胜利后的一幕》中，提到因为被封锁太久，大家对外界许多东西都不认识，以致闹了笑话。一个新战士把带包装的墨汁错认为牛奶，他不顾老板劝阻一定要喝，意识到喝错后，弄得自己也很难为情。那个战士向老板赔了不是，羞惭地回去了，一幕喜剧也就此闭幕。

　　在刘统看来，“这些删去的文章和被修改的文字，恰恰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生动地反映了红军长征中的喜怒哀乐，是非常真实和精彩的。”

　　另外，像徐梦秋这样的特殊人物，尽管从长征英雄沦为叛徒，“但在编辑《红军长征记》的工作上，他是有功绩的。他不但完成了编辑任务，并亲力亲为，写了几篇重头文章，为我们呈现了一部英雄的史诗。”

　　《红军长征记》同样有缺憾。刘统认为，“这些记录都是个人回忆录，基本上没有提到党内的路线斗争。其次，这本书仅限于红一方面军，就是随毛泽东最先到达陕北的那批人。红二、四方面军的回忆录基本是新中国成立后写的，缺乏了1936年版的天真、写实、生动，缺乏了那些朴实的东西。”

　　恢复历史原貌

　　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那些被删改的文字，多年后又恢复了原貌。

　　2000年前后，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侯健飞在编辑出版“外国人笔下的红色中国”丛书时，从王福时先生口中听说了《红军长征记》。

　　王福时是斯诺在中国的挚友。20世纪30年代，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与斯诺夫妇结识，常和一些同学到斯诺家中议论时政。1936年斯诺从延安采访回来后，将整理好的部分书稿交给他，他主持约请郭达、李放等翻译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以下简称《印象记》），被认为是《红星照耀中国》的“雏形本”。

　　斯诺拍的那幅著名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就是在《印象记》里首次披露的。1937年4月，王福时作为翻译，陪同斯诺夫人海伦·斯诺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接见。王福时还把带去的一柳条包《印象记》，当面送给了毛泽东。

　　“王先生对斯诺夫妇非常了解，后来在美国生活了一些年。他告诉我，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斯诺捐赠的《红军长征记》。”侯健飞是一名穿军装的文学编辑，对军事史料很敏感，“那时候就想，有机会要重新出版这本书。”

　　2002年，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红军长征记》的消息传开后，侯健飞很快托原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魏龙泉帮忙，辗转从美国复印到了全书。

　　“魏先生当年参加过新四军，后来转业做图书出口，人很热心，免费给我复印。”侯健飞拿到复印件却有些抓狂：“好多字都是错写字，还有通假字，有的字模糊不清，要拿放大镜仔细辨别才行。”

　　更棘手的是，很多作者是用化名写文章，比如张爱萍用的是“艾平”“斯顿”，徐梦秋用的是“莫休”等。作为编者要一一考证作者的真实身份。

　　当时，侯健飞还很年轻，“只有30多岁，不是军事专家，也没有经历过战争。”为了考证史实，他亲自拜访了国防大学的军事专家、红军长征的研究者等。令他惊讶的是，有的军事专家甚至不知道这本书。

　　“那时候信息也不发达，我只能到国家图书馆，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这本书的不同版本都找到，然后一一对照。”侯健飞费了很大精力做考证、修订和注释，尽可能还原这本书的原始面貌。

　　即便如此，最后还是有三四位作者查不到准确资料。2006年，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红军长征记》的时候，在封面上，特别标注了作者为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等。

　　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也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合作，影印出版了1937年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

　　这部誊清稿是国家一级文物，纸是马兰纸，质地本身很差，时间久了发脆、发黄，平时装在木盒子里，根本不敢动，只在1996年展出过一次。

　　原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回忆，影印时工作人员十分小心，装订线根本没敢拆开，唯恐扫描后装订不起来，因此有极个别地方，是在装订线里面，没办法影印出来，“我们宁愿字看不全，也不打算拆开，最重要的是文物本身不能破坏。”

　　此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红军长征记》；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这两本书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记》，内容基本一致，“保持了真实、完整的原始风貌。”

　　被遮蔽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字，终于重见天日。

　　从1936年陕北窑洞里发出的征稿电报，到2006年多个原始风貌版本出版，《红军长征记》用了整整七十年。这本书的旅程，也是一段长征。它留下长征胜利后亲历者最生动的记忆，记录了那段伟大史诗的律动和温度。

　　美国理海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学系助理教授王婉迪对本文采写亦有帮助，特此感谢。

　　参考资料：丁玲主编，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等著《红军长征记》；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丁晓平著《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王婉迪著《沈津乐道：八十忆往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