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pg 0523晚报.jpg jj.jpg c.jpg s.jpg x.png 0517文摘.jpg yy.png sdjsb.png U020160203609996595816.jpg xwyxz.png U020160203615056483362.jpg dxs.png
2018-05-24 09:56:51北京日报
从一篇稿子说起
发布时间:2018-05-24 09:56:51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庆邦 网络编辑:李亚敏

  我从197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到今年仍在写作,仍在发表小说,时间已经延续了整整40年。我也是1978年春天从河南的一座煤矿调到北京来的,北京接纳了我,拥抱了我,我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时间也是整整40年。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稍作回顾,就思绪绵绵,心潮滚滚,觉得有很多故事可讲,有很多话要说。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可讲的故事太多,想说的话也太多,反而不知从何说起。我知道不可贪多,也不能贪大,贪多不易集中,贪大容易失当。我想来想去,还是从一篇稿子的命运说起吧。

  我写第一篇短篇小说的时间是1972年秋天,当时我还在河南新密煤矿的水泥支架厂当工人。我的工作是在很深的石头坑里采石头。后面的工序,是用破碎机把大石块粉碎,粉成一些细小的颗粒,掺上钢筋和水泥预制成支架,运到矿井下作支护用品。当工人期间,我参与组织了厂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宣传队里谈了恋爱,找到了女朋友。宣传队参加完矿务局的会演解散后,队员们回到各自所在的岗位,继续当工人。这让我有些不大甘心,我不甘心只当一个体力劳动者,还想当一个脑力劳动者;不甘心只过物质生活,还想过一过精神生活;不甘心只在石坑里采石头,还想采一采自己的内心,试试能不能创造一点什么。特别是有了女朋友之后,我心灵成长的速度在加快,开始有了担当精神,并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不必讳言,我也是想通过自己在业余时间的学习和努力,增加一点对女朋友的吸引力,说是为了爱也可以。

  能做什么呢?我选择了写作,既写诗歌,也写小说。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女朋友之所以愿意和我谈恋爱,主要看中的就是我能写一点东西。在宣传队的时候,我写过对口词,还写过豫剧剧本,我不能因为宣传队解散就让她失望。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写成的。单身职工的宿舍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面积不大的一间窑洞式的宿舍支有四张床,住了四个工友。我只能借用其中一个工友的一只小马扎,坐在低矮的马扎上,趴在自己的床铺上写东西。我们睡的床铺,都是用两条长凳支起的一张床板,因为我铺的褥子比较薄,不用把褥子掀起来,直接在床铺上写就可以。我以前读过一些小说,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都读过,但我还从没写过小说,不知从哪里下手。我有一只用废弃的炸药箱改成的箱子,箱子里虽藏有我从老家带来的《红楼梦》《茅盾文集》《无头骑士》《血字的研究》等书,但那些书当时都是被批为“毒草”的禁书,一点儿都不能参照,只能蒙着写。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写小说可以想象,可以编,能把一个故事编得自圆其说就可以了。小说写完了,写了六七千字,读过之后,觉得小说有情节,有细节,有人物,有感情,还说得过去。但问题来了,写完的小说往哪里投稿呢?据我所知,那时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几乎都处在停刊状态,在厂里什么文学刊物都看不到。写了小说稿子无处可投,没地方发表,写小说的积极性就难以维持。此后几年,我没再写小说,转向写新闻报道,希望能当通讯员,最好能当记者。好在小说得到第一读者、女朋友的夸奖后,我没有舍得扔掉,放到箱子里去了,跟那些所谓“毒草”放到了一起。

  转眼到了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各地的文学刊物纷纷办了起来。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中国的文艺事业也迎来了春天。此时,我已从支架厂调到了矿务局宣传部,当上了新闻干事。在文学刊物上看到别人的小说,我想起来自己还写过一篇小说呢。回家从箱底把小说稿子翻出来看了看,心里感动了一下,觉得还可以,似乎比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差得并不是很远。稿子在箱子里放了好几年,稿纸已有些发脆,字迹也有些变色,于是我改巴改巴,抄巴抄巴,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近寄给了刚创刊不久的《郑州文艺》。如果小说投出去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会影响我继续写小说的积极性,或许再也不会写小说了。不料编辑部通过外调函对我进行了一番政审后,我的在箱底沉睡了好几年的小说竟然发表了。不但发表了,还发表在《郑州文艺》1978年第2期的头条位置,小说的题目叫《棉纱白生生》。

  小说写的是厂里女工师傅爱厂如家、勤俭节约的故事。我们厂确实有这样一位女师傅,她的工作是开水泵。为保持机器的清洁,她每天都用棉纱把机器擦拭得干干净净。棉纱上沾了油污,她把棉纱洗干净,晾干再用。她洗棉纱用的洗衣粉是从家里拿来的。同是开水泵的青工认为洗棉纱没必要,反正棉纱由厂里供给,用脏了再领就是了。可女师傅认为,棉纱是用棉花纺成的,一尺一寸、一丝一缕都来之不易,能节省就节省一些。在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的时候,我把这篇小说重读了一遍,觉得小说的故事有些简单,思想有些肤浅,语言也不够有灵气,跟一篇好人好事差不多。可能因为当时大家写小说的水平都不高,小说还是发表了。

  处女作的发表,对我的鼓舞作用不言而喻,从此我就一篇接一篇写了下来。40年来,我大约已经发表了五六百万字的作品。且不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仅短篇小说就发表了300多篇,曾获得过30多项短篇小说奖,其中包括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首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家奖。回头想想,如果不是新时期的开启,如果不是有了好的机遇,我的那篇小说很可能永远不会被唤醒,永无面世之日。我潜在的写作能力也不会被挖掘和释放出来,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好比一粒树的种子,只有把它种进肥沃的土壤里,有充足的水分,它才会发芽。发芽之后,它还需要阳光和空气,根才会越扎越深,叶才会越长越茂,逐渐成长为一棵树。也就是说,树的成长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同样的道理,人的成长也是有条件的,而且需要的条件要复杂得多。除了自身的条件,在外部条件上,它需要国家的改革开放,需要相对和平、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需要有对个性和自由选择的尊重,需要不拘一格的选才机制,还需要给鱼儿以大海,给鸟儿以天空,等等。还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本人极有可能一事无成,平庸地终其一生。

  不光我自己是这样,与我同辈的诸多作家朋友如史铁生、王安忆、莫言、贾平凹、刘恒、张炜等,都是因为赶上了好时候,才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才当上了作家,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我们的创作年头差不多都超过了40年。由于有条件长时间持续写作,许多作家的作品数量都有几百万字,甚至超过了千万字,文集一出就是几十卷。众多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如此高涨,创作生产力这样得到极大释放,作品的产量大得这般惊人,这种现象在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极为罕见。文运连着国运,国家兴则文学兴。我国的文学事业之所以能够实现空前的繁荣发展,无疑是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的成果之一。

  相比之下,老一代作家,如鲁迅、萧红、沈从文、老舍等,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所处的时代不是战乱,就是动乱,不是颠沛流离,就是横遭批斗,不可能安下心来,持续写作。不好的时代的突出特点是不把人当回事,压制人,摧残人,毁灭人,根本谈不上为个人才能的发挥提供舞台,帮助人们实现人生的价值,满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萧红是我所敬仰的作家之一,我常常想起萧红在旧时代的悲惨遭遇。萧红多次说过,她对环境没有别的要求,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安定之所,能有一张书桌,能够安心写作。可在那战乱年代,她被迫从北跑到南,从东跑到西,连生存问题都很难解决,何谈安心写作!最后,萧红贫病交加,还是死在被日军侵占的香港。想想萧红的遭遇,我们深感幸运的同时,确实应该倍加珍惜目前的大好时机,抓紧时间,争取多写一些作品。

  (2018年5月18日至20日手上正写长篇小说,插进来写了这篇文章)

419982617.jpg
微信图片_20180131171254.jpg
微信图片_20180131155438.jpg

北京日报新闻热线:65591515 北京晚报新闻热线:85202188 广告刊登(声明公告类):85201100 北京日报网热线:85202099

京ICP备16035741号 京新网备201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02440037号 北京晚报读者俱乐部服务热线:52175777

北京日报社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举报热线:85201234 本网站所有内容属京报集团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