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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2 09:18:40北京文摘
1987年最终“敲定”中共四大会址
2017-09-22 09:18:40 来源:北京文摘

  1984年5月7日,郑超麟实地考证中共四大会址

1981年《人民日报》

  最早报道四大会址

  1984年的一天,上海市文管会夏顺奎接到了一封信。信是由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寄给北京《解放军画报》社,而后《解放军画报》社又寄给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再转到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最后转交到他手中的。信的内容是一组复印件,原件是由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提供的该区东横浜路24弄6号的前屋、后门从不同角度拍摄的7张照片,以及周边简明示意图。

  原来,1981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到中共四大召开的地址为“横浜桥6号”。而后,1982年第9期的《解放军画报》又刊登了中共四大会址的照片和说明。照片的主体是横浜桥北岸的数间民房,文字说明为:“图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桥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的一座居民住房)”。但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经过实地查看和多方查证,发现上海并不存在“横浜桥6号”这一地名:首先,横浜河原名俞洛浦,其北岸为士庆路,今海伦西路,与照片所说矛盾,而附近的横浜路上也不曾有6号。其次,虹口区的东横浜路在1920年代曾名横浜路,沿路有6号(系该路现在的24弄6号后门),但这个“横滨路6号”是不是就是那个“横浜桥6号”,它们与中共四大会址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也需要进一步确认。于是,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寄上这些图片信息,请《解放军画报》找确定四大会址为“横浜桥6号”的老同志帮助辨认。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此召开,出席代表有陈独秀、周恩来、陈潭秋等20人。四大是党在上海召开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在党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四大会址究竟在哪里,却众说纷纭。解放后,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中央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中央商业部财务司庄文恭、全总女工部长杨之华等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对会址却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说法。十年“文革”,许多当事人的去世,使中共四大会址的查找更成为一个难题。

  四大记录员郑超麟

  实地寻访勘察

  夏顺奎想起了郑超麟,郑超麟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四大召开时担任记录员。

  “当时郑先生已经83岁高龄,但因为之前他被打成‘托派’,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时经常写汇报材料,所以对以前的事情记得很牢。”夏顺奎说,1984年5月3日下午,他前去拜访郑超麟。当他拿出《解放军画报》寄来的资料图片给郑超麟看时,郑超麟当即指出图中的“横浜桥6号”在河的北面,而中共四大开会的地方肯定是在河的南岸,图片上的位置有误。

  郑超麟告诉夏顺奎,当时他住在静安寺附近的哈同路民厚南里。中共四大期间,他总是在静安寺乘上有轨电车,而后从北四川路下车,走川公路到铁路道口转弯,不越过轨道,沿着轨道往北,不远有一条弄堂,内有二三排房子,当时还相当新,其中一幢就是租办四大的地方。郑超麟回忆,这个会场是由中央宣传部干事张伯简受党中央委托物色的,之所以选这个地方,正是因为它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会场不能安排在租界,二是会场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可以撤往租界。

  郑超麟记得,当时的3楼用作外地代表的宿舍,代表来了一律打地铺;2楼是会场,里面放置着黑板、讲台、课桌椅,开会时与会者人手一本英文书,以防有人闯入时,可以说是在办英文补习班;底楼客堂间是空置的;四大差不多天天开会,与会代表进出均走后门。郑超麟说,四大召开时期,他除了作为会议记录员每天要去参会,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来到会场,“不知道来过多少次”。而且,会议结束后,会场也没有马上退租,而是作为中央工农部的宿舍,他又来过多次。所以,他对四大会址的地点、路线印象很深,自信不会搞错。

  为了“敲定”四大的具体地点,夏顺奎向馆长借了馆里唯一的小汽车,接上郑超麟前往实地寻访。车开到四川北路后,大家一起下车跟着郑超麟走去四大会址。“我们走的路,就跟郑先生之前描述的一模一样!”夏顺奎记得,当时郑超麟低着头走路,似乎在数着步数,走到川公路与东宝兴路中间的一段铁轨旁,郑超麟突然站住了,指着铁轨东边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四大的会场所在地。”大家上前去看,此处的地址是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

  《人民日报》资料来源有误

  那么《人民日报》的资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就在夏顺奎登门拜访郑超麟半个月后,《人民日报》那篇《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作者姜华宣也找到郑超麟。他表示“横浜路6号”的说法源自于徐梅坤,但徐梅坤并没有参加过中共四大。夏顺奎发现,另一位研究党史的肖甡在1982年也曾发文主张“横浜路6号”就是四大会址,他便写信向他请教。后来发现,肖甡的信源也来源于一位并未参加过中共四大的同志的回忆。“既然这些都不足为据,那么《人民日报》刊发的四大地点应该可以纠错了。”

  经过有关部门审定,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政府颁发文件,明确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为中共四大会会址遗址,解决了一个历史遗留的难题。

  (据《文汇报》 单颖文/文)

网络编辑:连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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