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一篇发表于《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宛若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直到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它对于中国人思想方式、对于我们每个人生活历程、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那一年的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一个个春的故事开始在中国大地传唱，一幅幅春的画卷开始在中国大地展开……

  那就是30年前的1978年。一个因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而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1978年，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拐点的1978年。

  今天，我们站在2008年春天，全面回忆1978年，回忆那一年和那一年之后的“那些人，那些事”，追踪那些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寻访那些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与亲历者，共同见证30年来中国奇迹的精彩与宏大。从今日起到年底，本报和扬子晚报、羊城晚报、楚天都市报、大河报、华西都市报、今晚报、辽沈晚报、齐鲁晚报、钱江晚报、山西晚报、新安晚报、新文化报、新闻晚报以及搜狐网等15家报网媒体同步推出“改革开放30年：那些人，那些事”大型系列报道，展现30年来的社会之变、生活之变、时代之变。

  1978年5月,南京的天有些闷热,南京大学哲学系楼前人影稀疏。胡福明和好友姚诚埋头走上楼前的台阶,两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姚诚对胡福明说:“你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话语间不无悲壮之感。引发两人不安的是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该文的作者。“文章写好后,此生不得安宁了。”胡福明自己也是这样说。

  事实上,从这篇文章开始,不仅胡没有了“安宁”,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一个浪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中,并由此引发了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

  直至今日,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仍然活跃在各地的讲台之上,演讲的题目多和“解放思想”相关。

  背景

  “两个凡是”逼出来的思考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实》)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老师,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费什么脑子”。

  南大商学院退休教授姚诚当时和胡一起在哲学系任教。据姚介绍,“文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思想禁锢得非常厉害。老师讲课,讲稿被要求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尽管小心谨慎,但“文革”开始后,这帮年轻教师还是被卷入到是非之中。1966年6月,胡福明被打成“黑帮”分子，批斗、游街、扫厕所，吃尽苦头。

  “一个少年时代就入党的党员,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怎样的风雨、怎样的世面以及怎样的明天。”著名学者、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葛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们那时一帮根正苗红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体困惑。

  现实逼迫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在南大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胡又是第一个站出发言。从1977年12月起,胡更是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四人帮”穷追猛打。

  但是这波热潮很快降温。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台,中国前景再蒙阴影。

  写作

  医院中构思疗救中国的长文

  “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本性，让他想得更多。”姚诚这样评价彼时的好友胡福明。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路口，“(未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持‘文革’路线,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人民将陷入苦难深渊；要么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胡福明理所当然地选择争取第二条路，“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很明显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要直接批它，危险性显而易见，也没有一个报刊能公开发表。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绕了个弯子”，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选择当时流行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为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文章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导师都如此，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能例外。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妻子因病住院手术。那段时间刚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晚上，胡福明在医院，高温酷暑，难以入睡，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等书拿到医院，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就这样，胡福明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几经修改，当年8月，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8000字长文写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于是9月初将文章寄到了北京。

  对照当时严峻的社会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宁了”。

  发表

  不署“胡福明”更有分量

  整整4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

  胡福明感觉还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其后，在当年2月、3月,胡福明都按编辑意思多次修改。奇怪的是，这篇文章虽经反复修改，但迟迟未予发表。

  当年4月，事情起了变化。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胡介绍，为了《实》一文，他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说：不久前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此前杨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已远远超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胡福明回忆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

  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命运

  坐牢的担忧 小平同志解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

  “凡是派”强势反弹，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是隆隆四起。得知上述反馈,胡福明回到家中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

  重要关头，邓小平“发声”了。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实》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得到这个消息时，胡福明正和妻子在厨房做饭，家里阴霾的气氛一扫而空。一直为丈夫担忧的胡妻说：“这下我们又一次解放了。”“对于我个人,这是第三次解放：建国一次，‘文革’中一次，这是第三次”，胡福明笑着说。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这场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以至于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如此表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回首

  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章了

  1979年春天,组织部要胡福明到中宣部去工作，“可我始终想呆在校园”，胡福明说,为此他在南大又留了3年多。直到1982年11月胡福明就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从此走上仕途。

  面对记者，胡福明不讳言自己再也写不出《实》那样的文章，“因为创作那篇文章背景下的乱世不再有了”；他也不认为那篇影响至巨的文章在观点上有何创新，“文中的观点,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我只是把它写了出来”。

  结束采访时，胡老选择了两个他中意的“身份”：一是“过河小卒”，一是“一介书生”。“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希望一直呆在学校,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你现在看到的我,大概是南大的一个退休老博导吧。”胡福明曾对不止一个记者这样说。 扬子晚报记者 谷岳飞 张 磊

  思考的力量

  【记者手记】

  思考的力量

  胡老喜欢香烟。采访间，老人一根接一根地抽。胡老身边的人说，这一习惯可能和老人偏爱思考相关。烟雾围绕中，老人总能将问题想得透彻。这给笔者解答一个疑问以提示——采访前，我曾不解，为何是胡福明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影响力至巨的文章？

  采访胡福明的好友、南京大学教授姚诚时，我曾就此问题专门请教。姚老的答案很干脆：独立思考。姚老提及当年，说上下都在搞个人崇拜、狂热迷信时，胡福明等人首先觉察，并对现实多问了一个“为什么”；再辅以理论知识的储备，因此有了直抵问题本质的能力。

  颇值思量的是，采访曾任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葛林教授时，这位80多岁的老人，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居然是：“在那个时期(‘文革’后)，我独立思考了一些问题。”看得出来，葛老以此作为自我的褒奖。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纪念是为了向着未来，当我问到究竟该怎样回顾这30年时,胡老说了很多，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词语：独立思考！ 谷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