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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4 08:31:31北京日报
贝家往事——“法国白求恩”贝熙业的中国足迹
发布时间:2018-07-24 08:31:31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杨丽娟 网络编辑:奚小荻

  七月,烈日炎炎,北京西山鹫峰脚下的贝家花园参观者络绎不绝。

  花园的建造者是法国医生贝熙业。来来往往的参观者常感叹花园的中西合璧、设计精妙,感动于贝熙业给周边农民免费诊疗的仁心,但他们最讶异的,是这位法国人曾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经花园中转送往抗日根据地。

  贝熙业是谁?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

  2014年之前,他的足迹如同西山这座曾荒芜多年的花园,一度湮没。偶然的机会,几位历史爱好者、史地民俗学者、纪录片导演,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寻找贝熙业之路,几经努力,被誉为“法国白求恩”的贝大夫的传奇人生,终于再现。

  发现贝熙业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短短三天的行程中,习主席两次提到了一个法国医生的名字——贝熙业,他说:“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讲话发表后,法国媒体纷纷搜索习主席提到的几名法国友人的事迹,但令他们意外的是,唯独没有找到贝熙业的太多资料。

  难怪法国媒体“无米下炊”,毕竟,贝熙业的故事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被大众关注了。

  时任中国驻法使馆参赞的张伟最早得知贝熙业的名字,是在2012年。那是他驻法工作的第一年,第一次拜会法国议员前,时任中国驻法大使孔泉提醒张伟,可以送给法国议员一套“七星文库”的法文版《红楼梦》,说这套《红楼梦》是一名法国汉学家铎尔孟校审的。

  张伟专业是法语,业余爱好历史,驻外之前,由于夫人贺洁在北京海淀区温泉镇工作,张伟一家在西山附近住了四年。工作之余,一家人最喜欢的就是探秘西山一带的山山水水,尤其是曹雪芹的西山足迹。

  乍到法国,听到法文版《红楼梦》校审者的名字,张伟和夫人贺洁一下来了兴趣。上网搜索,很快发现一条法语简介,短短一百来字,信息量却惊人:“曾做过民国的总统顾问,创办过中法学院(即中法大学),创办过汉学研究所……”

  两人欣喜异常,继续寻找更多关于铎尔孟的书籍、资料,就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二十世纪初活跃在北京的一群法国人,这些法国人与民国名人蔡元培、李石曾等一起,构成了一个中法“朋友圈”,而贝熙业就是这个“朋友圈”的核心人物。

  每周三晚上,贝熙业都在自己家里举办沙龙,当年的许多中法知名人士都是沙龙的客人,他们在贝家聚会、畅谈。法国前驻华大使、“中国通”毛磊曾经这样还原贝家沙龙:“时近黄昏,使馆区渐渐平静下来……此时几个人影正向花园深处驻馆医生的住所走去。医生在此居住多年,在北京的法国人圈子里是位知名人士。此公每星期都要接待一批朋友,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公认的汉学家,但是对于中国,以及更广泛地说对于亚洲地区,无不怀有浓厚的兴趣……”

  在张伟发现这个“朋友圈”之前的2005年,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也关注到了其中的一个人——法国诗人圣琼·佩斯。1960年,圣琼·佩斯以一首长诗《远征》(又名《阿纳巴斯》)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二十世纪初的贝家沙龙上,他的名字还是阿列克西·莱热,身份是法国公使馆秘书。莱热在使馆工作的同时,热心诗歌创作,《远征》一诗就是他在中国期间于北京西山的一个小道观里完成的,而《远征》的灵感,则来自与贝熙业等人共同的一次蒙古之行。

  在西山埋头创作期间,莱热几乎与世隔绝,他写信给贝熙业:“只有你有我的地址,如果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你可以随时接触到我。”

  这封显然是亲密朋友间的信,让张文大注意到了贝熙业的名字。说起来,在海淀南安河村长大的张文大,很早就听说过离家不远、位于北安河的贝家花园,只是年轻时的他并不曾把这座花园放在心上,甚至没有深究过到底是哪个“贝”。直到2005年,退休后的他为了寻找圣琼·佩斯创作《远征》的小道观,遍访西山一带,大量阅读史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圣琼·佩斯的亲密好友贝熙业,竟然就是家附近那座花园的主人。

  此后数年,张文大开始寻觅这位花园主人的经历。在零零散散的档案史料以及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中,贝大夫的人生被慢慢拼凑了出来:1913年来到北京,曾任法国公使馆医生、法国医院大夫以及中法大学校董,早期住在城里的大甜水井胡同,后在西山建了贝家花园,给老百姓看病分文不取,还曾秘密帮八路军送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返回法国。

  而远在法国的张伟和贺洁,借助语言和驻外的便利条件,几乎将工作外的时间全都用于追寻这段历史。他们阅读中法专家关于贝熙业、铎尔孟、圣琼·佩斯的研究文章,走访中法名人共同创办的中法大学旧址、铎尔孟校审《红楼梦》的华幽梦修道院等,不放过跟贝熙业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随着探寻的深入,贝熙业的故事轮廓逐渐清晰了起来。

  不过,此时尚无交集的张伟夫妇与张文大,却在寻找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难题——直接资料的欠缺。张伟告诉记者,贝熙业、铎尔孟、圣琼·佩斯以及当时的许多当事人甚至直系亲属都已故去,这些人似乎被历史遗忘了。“最初贝熙业只有一个姓氏,连完整的法文名是什么都无人知晓,还是查阅了法国使馆医生的资料才找到名字。贝熙业有两个女儿,我们四处打听,最后却遗憾地发现两人均已去世。”

  贝熙业为什么来中国?一个生活优渥的法国医生,为何会冒险帮八路军秘密运送药品?没有一手资料,仅凭零散的史料片段和一座早已废弃的空旷花园,实在太难回答这些问题。所幸,一条关键线索的出现,让这段历史的追寻变得柳暗花明。

  小贝现身

  2013年,张伟、贺洁一边在法国继续寻找贝熙业的相关资料,一边给海淀区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海淀区政府抓住即将到来的中法建交50周年契机,充分挖掘海淀西山地区留存的中法交往的珍贵历史。

  8月,两人开通了名为“中法西山百年情缘”的个人博客,将已经发现的史料和线索陆续发表在博客上。“几条线同时进行,希望更多相关的人看到,以便提供更多的信息。”张伟说。

  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他们的报告很快引起了海淀区政府的重视。海淀区先是组织了一次法国友人实地考察西山的活动,在这次考察中,张伟夫妇、张文大以及贝熙业“朋友圈”的许多相关研究人员,第一次聚在了一起。

  不久,时任海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名杰又联系了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邀请其团队拍一部关于西山中法交流往事的纪录片。

  众人拾柴火焰高,新加入的张同道团队很快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晚年的贝熙业与他在中国结识的第二任夫人吴似丹,竟在返回法国后孕育了一个新生命。这个消息让他又遗憾又庆幸,遗憾的是,就在团队获知消息前不久的2013年6月下旬,吴似丹刚刚去世;庆幸的是,贝熙业与吴似丹的小儿子,现仍在法国生活,职业也是医生。

  随后得知消息的张伟同样兴奋,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纪录片团队转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贝熙业儿子——也就是后来大家习惯称呼的“小贝”——的法语名字让·路易·贝熙业。

  凭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名字,张伟在法语网站进行了海量搜索,重名很多,他只能根据小贝医生的职业信息慢慢筛选,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一家位于法国瑞士边境附近的诊所。打电话过去,护士告知,让·路易半年前已离开诊所,现居巴黎,并提供了巴黎的联系方式。常驻巴黎的张伟顿时觉得自己离历史又近了一步,急切地电话联络,对方却迟迟没有接电话。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张伟发去了一条长长的短信,介绍自己和纪录片团队的情况。

  这一次,焦灼等待的张伟,终于等来了让·路易的回信:同意见面。

  辗转得到的回复让张伟长舒了一口气,不过,此时的他对于从小贝口中还原父亲的故事,并不敢抱太大希望。在此之前,张伟曾以小贝的名字为关键词,找到了小贝发在网上的家谱树,家谱树显示2013年的小贝58岁。这就意味着贝熙业1958年去世时,小贝只有3岁,他对于父亲的经历能了解多少呢?

  2013年11月初的一个周末,带着一丝疑虑,一丝期盼,张伟坐进了小贝的客厅。没聊几句就发现,小贝家里保存着上千份父亲留下的照片、书信、讲义、日记,以及字画、勋章等,还有一份目录,内容是保存在北京法国驻华使馆的5箱古董。这简直让人喜出望外!

  更令张伟欣喜的是,不久前,小贝也刚开始整理发掘父亲的故事。原来,母亲吴似丹跟父亲贝熙业回到法国后,对父亲在中国的经历绝口不提,她生前甚至没有教过小贝中文,这使得小贝对父亲知之甚少。直到2011年,法国驻华使馆联系到小贝,告诉他贝熙业离开中国时有一批古董未能运走,一直存在使馆里,希望小贝能来华处理。小贝这才有了了解父亲在华经历的愿望。

  2013年,小贝从外地诊所离开,搬到巴黎,在一条只有8个门牌的小街上租下公寓搬了进去。没想到,亲友来探望时告诉他,当年他父亲也曾住在同一条街上。小贝向张伟讲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我觉得历史就像远远地转了一个大圈,向我迎面扑过来。”

  他想起了老家保存多年的父亲遗物,遂把几箱资料从老家运到巴黎,开始分类整理、阅读、扫描。第一次见面后,张伟也加入了整理资料的工作。此后长达半年的时间,他每周都到小贝家里一次或两次。张伟了解中国历史、西山文化,小贝熟知家族历史,两人用法语互相补充知识背景,一点一点地辨认、阅读贝熙业留下的资料,每次至少大半天,从下午一直忙到深夜。从这些一手资料中,他们发现了贝熙业离开中国前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与圣琼·佩斯一起探险蒙古的日记,还有大量拍摄于贝家花园及北京城周边的照片……

  几乎与此同时,国内也传来了令人惊喜的新线索。得知贝熙业的第二任夫人吴似丹是中国人时,贺洁发了一篇博客,不久,竟收到了吴似丹的弟弟吴一九的孙女私信,告知吴一九现生活在呼和浩特。张伟夫妇身在法国,就把这条线索转给了张同道的纪录片团队。

  就这样,国内、国外同时推进,吴家亲人的回忆与小贝整理出的资料一一印证,再加上张文大早年对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实录,贝熙业的形象,终于从简单的轮廓变成了有情有义、爱憎分明、支持八路军抗战的丰满人物。

  从“皇帝的医生”到“老贝”

  贝熙业,全名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熙业,1872年出生于法国山区夏尔市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1895年毕业于波尔多海军医学院,获得医科博士学位。大学期间门门功课皆优,贝熙业完全可以留在法国大城市工作,但向往远方的他却主动要求被派往海外。他先后以军医身份到过西非的塞内加尔、南亚的印度、西亚的波斯等地。

  1912年,古老的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国取代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此时的贝熙业已是不惑之年,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却被遥远东方的巨变所吸引,向上级提出到中国任职。年底,他乘船离开法国,经过数月的海上旅程,终于在1913年4月抵达天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那时的贝熙业还不曾想到,自己与中国的缘分竟长达42年。

  初到中国,贝熙业的职务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医官,同时在北洋海军医学堂教书。不久,他调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官,并被聘为总统府的医疗顾问,还担任了圣米歇尔医院(俗称“法国医院”)院长。

  贝熙业擅长普通医科和外科,到北京没多久,他精湛的医术就得到了认可,黎元洪、段祺瑞、蔡元培、梅兰芳等民国名人,都曾是他的病人。1915年,北京第一所防疫医院“京师传染病医院”聘请他为名誉顾问,为北京新兴的防疫事业服务,理由是“贝熙业先生技精卢扁,胸罗不死之方;艺绝刀圭,手着回生之术”。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前请的最后一位医生就是贝大夫。因为这段经历,贝熙业在京城外国人的圈子里被称为“皇帝的医生”。

  给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看病,让贝熙业获得了不菲的收入,他将这些收入慷慨地用于给穷苦百姓治病。他后来的同事朱广相的儿子朱鑑桓曾回忆:“我听我父亲说过,贝熙业院长当时有个规定,就是在法国医院里,如果遇到看不起病的穷苦人,可以免费治疗。”

  不仅如此,贝熙业居住的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宅院,也常常成为附近老百姓免费看病的私人诊所。当时贝家司机梅筱山之子梅洪崑还是孩童,直到2014年他还记得病人找贝大夫的场景:“门口搁着两条大板凳,来了以后,都坐板凳上,抱孩子的,不抱孩子的,没有富人……他在传达室边上一间屋子里头看病,没听说要钱。前后三五个胡同都知道他看病,都上他那看病去。”也正因此,贝熙业与街坊邻居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街坊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贝”或“贝大夫”,称他的家为“老贝家”。

  1923年,贝熙业的夫人突然病故,小女儿又染上肺病,为方便女儿治病疗养,他决定在空气清新、风景宜人的西山建造一处住所。“当时贝熙业和他的中外朋友们在西山一带非常活跃,以李石曾为首的这群中法精英人士曾在这里进行乡村试验,建立中法大学、温泉疗养院和温泉中学,每逢周末,法国人还常常到西山野游、跑马。”张文大介绍说,圣琼·佩斯创作时居住的小道观,也是贝熙业帮忙寻找的,可见他跟周边百姓的关系颇为融洽。

  贝家的住所最终建在了鹫峰脚下的北安河牛涧沟村,人称“贝家花园”。花园依山就势而建,包括一栋碉楼式样的三层石楼、一座歇山顶二层中式北楼和五间坐落于高台上的南大房。张伟告诉记者,在贝家保存的照片中,有一组记录了贝家花园落成时周边百姓前来道贺的场景。老照片中,身穿长袍的村民请来了戏班子,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的气氛就如同在庆祝自己的节日。

  贝熙业用他独有的方式回报百姓们的热情。花园的三层石楼原本是为防盗而建,但贝熙业决定把石楼改为诊所,一楼为候诊室,二楼为诊室,三楼为药房,完全免费为周边村民看病。这样的善举持续多年,半个多世纪后,曾经被贝熙业救治过的百姓,仍对贝大夫印象深刻。

  在张文大收集的口述实录中,找贝熙业看过病、有名有姓的村民就有30多位,其中包括张文大的朋友胡宝善。胡宝善小时候住在温泉镇,年过八十的他抬起腿,贝熙业当年为他做手术的伤痕犹在,当时的情景也历历在目:“贝大夫仔细看了看,发现右腿里边儿化脓了,说必须手术,把脓血放出来才能好。他用一种药水在我右腿肿的地方反复擦抹,然后用手术刀顺着小腿切开一个两寸长的口子……贝大夫擦去脓血,用灰锰氧冲洗伤口,把一尺多长的纱布条一点一点塞进口子里,外面盖一块纱布……贝大夫叮嘱每天还要来换药,就这样一连四天,病情终于见好。”

  于赵氏的母亲是另一位病人,据她回忆,当时母亲得了哮喘,听说贝大夫医术好,便想去看一看,可母亲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走不了远路,父亲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请贝大夫到家中诊治。没想到,贝大夫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就出门。后来,他又到家里来了两次,母亲的病情大有好转,贝大夫却连一分钱都没收。

  如今看来,村民的病情多数并不复杂,但在那个年代,偏僻的山村里,如果没有贝熙业,村民们多半只能用土偏方,一旦耽误病情,危及生命也并非不可能。这让村民们对贝熙业的善举更为感念,为此,温泉中学的师生特意出资,在贝家花园山脚下不远处建起了一座小桥,并在桥栏处刻上“贝大夫桥”。

  1937年1月,贝熙业从法国医院院长的职位退休,他有了更多时间到城外的贝家花园生活,召集沙龙,享受自己喜欢的文化活动。来到中国20多年,贝熙业渐渐习惯了这种充实、满足的生活,他没有想到,短短半年后,他平静的日子就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彻底击碎了。

  自行车“驼峰航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震天的炮火中,贝熙业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为红十字会出力,救治中国难民。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1937年7月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了他的义举:“使团全体医官,由贝熙业大夫代表来函,愿为红十字会服务,当经复函,表示欢迎。”

  得到红十字会的回复,贝熙业立刻忙了起来,联络各家外国医院,救治伤病员。源源不断的伤员让他迫切地希望了解前线的情况,7月30日,他赶到法国使馆打听战况,恰好,一名武官正要去前线察看,贝熙业便与武官一同开车向宛平方向驶去。

  一路所见,皆是逃难的人流,千疮百孔的城墙,熊熊燃烧的建筑……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贝熙业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这满目疮痍深深刺痛了他,而他能做的,只是忍痛救治沿途看到的受伤百姓。

  一位男子伤得有些重,贝熙业不得不将他带回城里的法国医院,或许是想留下一些战争的记录,回城前,他在弹孔密布的城墙前为这名男子及其母亲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衣着普通的男子胸口有一片伤疤,左手虚掩着自己的腰,他的老母亲在一旁搀扶着虚弱的他。而在另一张拍摄于法国医院的照片中,仍然是男子和母亲站在一起,精神已经好了许多。显然,这名在炮火中受伤的男子被贝熙业从死神身边救了回来。

  像这名男子一样幸运的中国百姓,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见多识广的贝熙业深知,仅靠个人的善举无法阻止侵略者的铁蹄,或许正因如此,当一位熟人找到他询问能否帮忙往“山那边”运药品时,贝熙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找贝熙业的人是黄浩。黄浩,原名黄宠锡,广东揭阳县顶埠村人。上世纪20年代,黄浩来到北平,先行医,后从事教育,并被推选为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他扶危济贫,在新街口一带享有颇高威信。他的夫人王佩芝擅长抽纱,开有一间挑补绣花工厂。“九一八”事变后,黄浩夫妇两个人积极宣传抗日,捐款捐物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7年5月,42岁的黄浩同一批爱国学生一起奔赴延安,途中遇见彭德怀,彭德怀为他题写了“坚持抗战到底”六个大字,但考虑到他的条件适合地下工作,便鼓励他返回北平。就这样,街坊们熟悉的黄浩长老多了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黄浩与贝熙业何时相识已经无从知晓,但1939年的黄浩显然已深知贝熙业的脾气秉性,认定他一定会为中国的抗战尽自己的力量。当时,北平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西山地区,但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根据地药品奇缺,尤其是西药。北平城内的黄浩一边通过各种渠道为根据地秘密购买药品,一边努力寻找一条联系根据地的安全通道。他想到了经常往返城内和西山之间的贝熙业,既是外国人,又有医生的身份,可谓运送药品的理想人选。

  这天,黄浩敲开了贝熙业在大甜水井胡同的宅门,而贝熙业果然如他所料,义无反顾地帮忙开辟了这条药品生命线。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交通员、电影《地下尖兵》的编剧刘致祥曾写文章称,贝熙业是黄浩的朋友,经常用自己的汽车从城区运送药品器材到西山附近。贝熙业的司机梅筱山之子梅洪崑也曾回忆:“那运药我记得起码有十几回,我爸开车之前,总提溜一书包,那书包任何人不准动的。爸爸一出车……我妈说你又上哪去?他这么一比划(手势八),我以为弄钱去呢,后来长大了我才琢磨,这一比划意思是八路军。”

  车子从大甜水井胡同出发,经过西直门岗楼,穿过海淀镇、贝大夫桥,直奔温泉镇,一路上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尤其是日军在温泉镇修筑的“胄乃城”,扼守城内到西山的交通要道,无论昼夜,过往人车都要经过层层盘查搜索。通常,日军并不会为难插着法国国旗、坐着法国医生的汽车,可一旦车里被日军发现帮助中共抗日的证据,无论是什么身份都难逃一劫。

  贝熙业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却从未推脱过。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批批药品就在他的帮助下,经贝家花园转交给地下游击队,再翻过门头沟的妙峰山,最终输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的战地医院。

  1939年初,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到冀中战地医院视察,得知许多来自德国拜尔的贵重药品是地下工作人员冒着极大风险从敌占区搞到的,不由地竖起大拇指,连连赞扬:“真了不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了对华北物资的掠夺,石油成为紧俏的战略物资,贝熙业的汽车无法开了。为了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他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北平人民八年抗战》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贝大夫在鹫峰下的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别墅‘贝家花园’,而他的看房人王岳川也恰好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50多岁的贝大夫骑自行车运药,载重几十斤,行程数十里,十分劳累却从不叫苦……”

  事实上,那时的贝熙业并非50多岁,而是年近古稀,从城里的大甜水井胡同到西山的贝家花园,行程也远不只数十里,而是40多公里。“那时城里到北安河是土路,北安河到贝家花园是山间小道,坑坑洼洼,泥泞不平,可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平整的柏油路。”张文大说,他常从市区到西山探访,最常用的交通方式是公交,即便如此,每次来回都是一次体力考验,“难以想象,一位快七十岁的老人是怎样骑着自行车、带着几十斤重的药品一次又一次地走完了这段路程。”

  二战期间,中国和盟军曾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空开辟一条空中通道,65万吨物资通过这条航线运往中国支援抗战,因航线沿途山峰如骆驼峰背一样起伏连绵,异常惊险,故被称为“驼峰航线”。半个多世纪后的2014年,贝熙业用自行车运送药品的这段路程,被访问法国的习近平主席称赞为自行车“驼峰航线”,足见其艰辛危险。

  “一位中国爱国者”

  运药,不是贝熙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唯一贡献。事实上,抗战期间,贝熙业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进行着无声的斗争。

  张伟告诉记者,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李石曾、贝熙业等人创办的中法大学中,就有不少师生经贝家花园转向抗日前线或后方根据地。日伪当局占领北平城后,要求各大中小学开设日语课、挂太阳旗、修改课本,还向各校派驻日本辅导官。时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麟玉和贝熙业、铎尔孟等法国校董商量后,借助法国驻北平领事的力量,坚决拒绝了日伪的要求。后来,中法大学被迫南迁,为保护校产不被日伪政权侵占,贝熙业、铎尔孟、李麟玉三人又分头行动,四处周旋,设法在中法大学原址成立了汉学研究所,铎尔孟担任所长,法国大使馆派了秘书负责行政事务。这个于风雨飘摇中艰难成立的研究所,最终成了一批中法学者在日伪时期继续独立研究的避难所。

  1941年12月7日,日军轰炸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的英美人士处境也变得危险起来。第二天,贝家花园来了几位英国人——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

  和贝熙业一样,林迈可夫妇、班威廉夫妇都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尤其是林迈可,他于1937年和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1938年夏天,林迈可曾前往冀中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还见到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将军和吕正操将军,甚至还获准参加了一次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这次经历让他深深为边区军民的抗战精神所感动,回到北平后,就常常利用外国人的特殊条件为八路军做事。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早上,林迈可从电台广播中得到美日两国交战的消息后,当即驾着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带着妻子、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撤离了燕大。战后,他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书中回忆那次逃亡:“汽车经过青龙桥,在不平的路上颠簸着,绕过温泉的日本岗哨不远,到达了黑龙潭,我们就弃车步行。我们雇了两三个农民挑夫,把我们的行李藏在他们的大筐中,进入了西山地区。我们先奔一位法国医生贝熙业先生在北安河的山上别墅,这位法国人曾为中国抗日游击队的士兵治过伤……”

  其实,林迈可与贝熙业那时并不相识,但他显然听说过贝熙业帮助中国抗战的事迹,因此,他才敢在危急情况下投奔贝家。林迈可一行抵达贝家花园时,贝熙业正好不在家,管家王岳川招待他们吃了午饭。随后,林迈可告诉王岳川,他们急需贝熙业帮助联系八路军和根据地,林迈可回忆“管家一听,显出极其害怕的神情,他要我们赶快离开”。实际上,身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王岳川只是出于隐蔽战线工作特殊性而谨慎行事。在不能确认林迈可一行身份的情况下,王岳川先找来山下的交通员,将客人们转移到附近的另一位法国人兰荷海的别墅。随后,他悄悄向组织汇报,确认身份后,根据地派人将林迈可一行安全护送到了后方。一年以后,林迈可辗转抵达延安,担任无线电通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延安成功建起了大功率的国际电台。

  1943年,老朋友黄浩暴露了,为逃脱日本宪兵的追捕,同样是经贝家花园,在贝熙业的帮助下奔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贝家花园实际上承担了北平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功能,当时中共的一个地下情报点就设在贝家花园往上100米左右的山上,为了迷惑日本人,贝熙业还给情报点送了一面法国国旗,让情报员挂在屋顶上。”张伟介绍说。他还在贝家的相册里发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贝熙业和八路军站在一起,照片背面则是他的题字:1939,八路,北安河。

  吴似丹的弟弟吴一九的回忆,也证实了贝熙业与八路军战士的直接接触。据吴一九说,贝熙业很信任吴似丹,让她帮忙动手术,取子弹、上药、包扎,“一共帮他手术动了七次,这七次都是帮游击队,八路军、游击队在那儿,因为妙峰山那儿属于共产党管的地方。”

  如果说贝熙业免费为百姓医治,是出于人性的善良,那么冒着生命危险救治八路军、转移情报人员,无疑需要更伟大的情怀和勇气。他没有加入中国国籍,但正如他曾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所说,“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

  遗憾的是,深爱中国的贝熙业,却没能在中国度过最后的人生。

  贝家花园新生

  1952年,80岁的贝熙业在中国与爱情相遇,他与28岁的中国女孩吴似丹登记结婚了。两个人悬殊的年龄,加上吴似丹不告而婚,一开始令吴家人有点生气,但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两个人的真挚情感。

  吴似丹出生于北京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吴明远是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贝熙业曾担任过该银行的董事,因此两个人很早就相熟。据吴似丹的妹妹吴端华和弟弟吴一九回忆,1940年左右,吴似丹得了肺结核,贝熙业为她治病,两个人就此认识。当时吴似丹正在辅仁大学美术系就读,长于书画,酷爱戏曲,还懂点法语,这让喜爱中国文化的贝熙业十分欣赏。随着吴似丹的病慢慢好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也渐渐萌发。吴似丹去西山写生之余,也开始到贝熙业的诊所学习护理技术,帮助医生救治病人。后来,贝熙业甚至让年轻的吴似丹帮忙管理家务。

  抗战胜利后,贝熙业的两个女儿陆续返回法国。一天,年老的贝熙业突发心梗,倒在书房的地上,幸亏吴似丹及时发现,找来大夫给贝熙业紧急治疗,后又悉心照顾,贝熙业才逐渐恢复了健康。这次意外让倾慕彼此已久的两人都下定了决心,举行了一次小小的秘密婚礼。1952年,他们前往民政部门正式登记,并邀请了20多位朋友聚会庆祝。

  在焕然一新的北京城,贝熙业与吴似丹度过了两年浪漫而温馨的时光。可美好的生活总是太短暂,1954年,受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这对异国情侣不得不匆匆告别北京,登上去法国的轮船。回国后,贝熙业在新堡浴市一处跟北京西山类似的地方重新安家。1955年,吴似丹与83岁高龄的贝熙业孕育出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后来的小贝。1958年,贝熙业悄然辞世,吴似丹带着小贝独在异乡生活,与国内的联系越来越少,贝熙业在中国留下的足迹,仿佛随之消逝。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贝熙业和他的花园才重新被世人发现。

  2014年3月24日,习近平主席开始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中,由张伟起草报回国内的贝熙业经历,成为习主席在法国演讲中的素材,小贝作为中法友好人士被习主席接见,贝熙业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的事迹由此开始被中法两国人民熟知。

  几天后,北京西山的贝家花园,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举行了开机仪式,小贝从法国赶来,第一次走进父亲曾经居住和工作的花园。当天,同为医生的小贝见到了父亲曾经治疗过的许多村民及后代,他也像父亲当年一样,给当地村民开展了义诊。

  同一年的10月31日,“对流——北京西山中法文化交流史迹展”在西山的原中法大学附属中学旧址——北京市第47中学开幕。展览通过图片、实物等形式回顾了贝熙业大夫与贝家花园、铎尔孟与《红楼梦》、圣琼·佩斯与《阿纳巴斯》以及中法大学等历史,追溯了北京西山一带尘封的中法文化渊源。

  在此之前的2011年,贝家花园已经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13年得到修缮。2015年,中法两国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授予贝家花园“中法人文交流基地”称号。2016年4月,重新修复的贝家花园正式开放,作为北京西山中法文化风情带的一处独特风景和核心景观,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对贝熙业及中法历史感兴趣的游客。据贝家花园园长徐之波介绍,花园开放以来,已经累计接待了上万名中外游客。

  如今,贝熙业和他的朋友们书写的中法交流历史已被人们熟知,以历史佳话为桥梁,西山一带新的中法合作篇章还在续写。除了修复贝家花园、圣琼·佩斯遗址等组成的西山中法文化风情带外,2017年秋天,位于海淀区的原北京市温泉第二中学变更为了十二年一贯制的北京中法实验学校,开始在全区范围招收中法双语项目的实验班学生,学校由海淀区和法国凡尔赛学区合作,法国方面派驻了专门的法语老师,未来学生还有机会到法国交流。几年来一直努力探寻、重现这段历史的张伟和贺洁相信,这是对贝熙业和他的中法朋友们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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