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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旧居的对联怎么放反了?
2017-10-12 14:59:15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17-10-12 14:59:15 文章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杨良志 网络编辑:赵悦
【导语】逛南锣鼓巷,雨儿胡同是必去的。胡同东口有一块铭牌,其上尾句说:“民国时期北海公园董事会会长董叔平、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旧居均坐落于此。”

  国庆期间,南锣鼓巷每天都是摩肩接踵、游人如织。被称为“蜈蚣街”的南锣鼓巷地区,其实还包括它东部与西部的各8条胡同,这里不仅完整地保存着元代的胡同院落肌理,而且还有着诸多的历史遗存,蕴含着厚重的京味文化。然而,在游南锣鼓巷时,笔者却发现了不少令人遗憾的地方,比如:在介绍雨儿胡同的牌子上,将齐白石住雨儿胡同的时间说成了民国时期;将齐白石旧居画室的对联放成了“左手为上”,甚至把横批当成了对联。此外,在介绍“都一处”的牌子上也有两处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一是“都一处”的原址好像就在南锣鼓巷而不是前门外;二是将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蝠头匾”错写成了“幅头匾”……

  齐白石住雨儿胡同的时间怎么能说是“民国时期”?

  逛南锣鼓巷,雨儿胡同是必去的。胡同东口有一块铭牌,其上尾句说:“民国时期北海公园董事会会长董叔平、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旧居均坐落于此。”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民国时期董叔平和齐白石先生都住在这条胡同。

  董叔平无须多说。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1日,北海公园正式开放,次日的北平《益世报》报道:开幕礼在“北海公园承光门内白塔山西侧的庆霄楼举行”。董叔平曾任经管公园事务的董事会会长。雨儿胡同离北海公园不远,董叔平住在这里自然是得了近便。

  齐白石住雨儿胡同却不是民国时期。白石老人1919年57岁来北京做“老北漂”,经7年苦斗,1926年64岁在西城跨车胡同买了一座宅子。从1926年至1957年9月16日享年93岁(他自署97岁,差的这4年拟另文单说)的白石老人离世,这31年他基本上都安居“跨车”。院中的北房为防盗曾装了铁栅栏,因而成为著名的“铁栅画屋”。

  30多年中只有1955年春至1956年春,白石老人住在雨儿胡同。为什么迁居一年?因为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对老人的关心。一是他的房子实在老旧残破,门窗不严,墙砖松动;二是他的儿孙辈数量不少,你找他扰,老人不堪其烦;三是1949年以后老人在国内外影响愈加扩大(1955年获“国际和平奖”),他的居处也承担着接受重要客人来访的任务……于是,1955年春节后,周恩来直接安排,中国美术家协会具体落实,请老人转移到建筑格局、管理水平等多方面远胜“跨车”的“雨儿”。

  为什么住一年又回去了?主要是生活习惯问题。原来儿孙一大群,现在来人进大门要登记获批,老人又觉得有些冷清。于是,他给晚辈写了这样一张纸条:“予愿搬回跨车胡同老屋。数十年生活计(等计)习惯,儿辈宜善体老人心意。乃翁示。”周恩来得悉,布置了专人,于1956年3月21日将老人送回了“跨车”。

  1955年春至1956年春,明摆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啊!胡同牌上拿“民国时期”概述董叔平、齐白石居住雨儿胡同的时间,简直是“穿越”了。

  齐白石画室的对联应该“右手为上”还是“左手为上”?

  步入齐白石旧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正房迎门墙上居中悬挂的白石老人的画作和对联:“大福宜富贵,长寿亦无疆”。正房东间有一架大床,为老人睡卧所在,西间一画案,为老人的画室。画室镶着一副木质隔扇,两侧镌刻有一副对联。右手(靠北墙)边书:“寿本乎仁勿展无益之卷勿吐无益之语勿涉无益之境勿近无益之人”,其下署“恕庵书于琴剑书屋”;左手(南窗内)边书:“乐生于智本书以求其质本诗以求其情本礼以求其宜本易以求其动”,其下署“丁卯孟秋叔平仁兄雅属”。面对这副长长的对联,让人不由得反复吟读,再三品赏。

  可是,怎么看着不对劲呢?从对联主体的内容来讲,“本”什么,是正面说,“本”字后面的“书”“诗”“礼”“易”分别指《书》、《诗》、《礼》、《易》;“非”什么,是反面说。先提倡而后警示,这种仪礼规范乃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再从对联的落款看,“丁卯孟秋,叔平仁兄雅属”是表达对受书者的敬意,本应为“上款”;“恕庵书于琴剑书屋”是书写者留下的记录,此为“下款”。这也是世代相传的写对联的规矩。

  齐白石旧居画室中的对联将“勿”……连同“下款”都搁在了“上联”的位置,“本”……连同“上款”却放在了“下联”的位置,明显放反了!不仅如此,这副对联上下联开头各四个字“寿本乎仁”与“乐生于智”,被放得位置更是贻笑大方,这8个字本是这副对联的“横批”!

  画室对联的正确状态应该是:右手:本书以求其质本诗以求其情本礼以求其宜本易以求其动。叔平仁兄雅属。左手:勿展无益之卷勿吐无益之语勿涉无益之境勿近无益之人。丁卯孟秋恕庵书于琴剑书屋。横批:寿本乎仁 乐生于智

  董叔平住的时候不会这样反着放,因为“上款”就是“叔平”,不可能出现如此纰漏;齐白石住的那一年也不会放反,因为他住过来时主体还是当初的原样。问题或许出在2012年翻修时,这次翻修的具体施工是当年工程队的木匠。大家知道齐白石是个“老木匠”,老木匠的住房,“小木匠”翻修时出了谬误?这么一撂已有五六年了,难道我们只是责怪“小木匠”吗?

  “都一处”的“蝠头匾”为啥变成了“幅头匾”?

  沿南锣鼓巷北行,在秦老胡同北侧有一家中华老字号“都一处”。门口的一方铭牌上写道:“都一处烧麦馆创办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除夕之夜,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回城,见前门大街只此一家尚在营业,颇有些感触。进店用餐,十分满意。当得知此店尚无正式店名时,乾隆便说:……就叫‘都一处’吧。不几日,宫中太监送来幅头匾,上刻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都一处’三个大字。店家此时方恍然大悟,急忙将幅头匾及乾隆坐过的椅子供奉起来……”如此这般的说明,难免造成初来乍到的游人以为这家就是“都一处”!

  稍了解北京历史掌故的人都知道,“都一处”的原址本来是在前门外。在“后门”(地安门)外的这家“都一处”,显然是借老字号的牌子开的“连锁店”或“分号”。可现在这个牌子上的介绍却明显的似是而非,很容易给人以误导,造成文化历史知识上的混乱。“都一处”的品牌效应不错,讲明“后门”外这个“都一处”与前门外的原址“都一处”虽有“血缘”关系,但并不是一回事,恐怕也没什么不好吧?

  而且,这个介绍中还两次用到“幅头匾”一词。“幅”,多用作量词,如“两幅画”、“一幅对联”……那什么叫“幅头匾”呢?无解。原来,这里的“幅”是个错字,“幅头匾”本应是“蝠头匾”。“蝠”在这里的实际意义是“福”,这是传统文化中常用的“谐音”修辞手法。“福”原本是个抽象的物事,怎样表达?于是古人想到了“蝙蝠”中的“蝠”,一是解决了同音借代,二是采用了蝙蝠的形象。此法极为常见:用“鹿”的形象来表示“禄”,用“绶带鸟”的形象来表示“寿”,用“喜鹊”的形象来表示“禧”……不胜枚举。所谓“幅头匾”者,实应是“蝠头匾”啊!

  除此之外,板厂胡同的牌子也有疏漏,这块牌子上的文字介绍是:“建国后朝鲜驻华大使馆曾设在19号院……30、32和34号院是清末蒙古科尔沁王僧格林沁府邸的一部分……”其一,说朝鲜大使馆曾“设在19号院”有误,朝鲜大使馆应在帽儿胡同13号。其二,提到板厂胡同的僧王府,不应忘却一个重要人物——朱家溍。他曾在板厂胡同34号(新门牌)原僧格林沁王府西院住了60多年,朱家溍卧室的门楣上曾悬挂有启功先生为他题的“蜗居”牌匾。

  朱家溍(1914-2003年),字季黄,朱熹二十五世孙,故宫博物院贡献卓著的专家,太和殿中的那座“龙椅”就是他主持修复的。朱先生在南锣鼓巷住过帽儿胡同7号(旧门牌)“可园”,帽儿胡同15号(旧门牌)的婉容旧家,板厂胡同原僧格林沁王府西院是他在南锣地区住过的第3处居所,这座宅院是他父亲朱翼庵先生购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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