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日清早7时30分。
18岁的盛男怎么也没想到，出租车司机的一个建议，竟让自己成了天安门城楼开放20周年当天登上城楼的第一位游客。
盛男专门赶在元旦的时候从西安来京，就是为了看升旗仪式。在出租车上，司机向她建议，既然来了天安门广场，一定要到城楼上去看看。当盛男走向安检门时，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发给她一本印着“天安门城楼开放20周年纪念”的火红证书。这个意外的惊喜，让这位西安工程大学的学生乐开了花。
走过汉白玉铺就的金水桥，穿过厚重庄严的红漆大门，一步步登上铺着红毯的台阶。20年来，超过4000万人次的游客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很多人眼里，登天安门城楼，和登长城、参观天安门广场一样，是到北京后必不可少的一个旅游项目。
天安门，昔日的皇家禁地，现今是共和国神圣而庄严的象征。曾被赋予多重政治意义的天安门城楼，一层层脱茧而成一个普通的旅游景点。在这个变化背后，是一个国家逐渐开放的过程。
龙年到 城楼开
1988年1月1日，一个格外晴朗的日子。
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薄熙成怀里抱着一大包东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天安门城楼。经过市政府副秘书长杨登彦身边的时候，杨登彦拦住了他：“拿了什么好东西？给我看看。”
薄熙成解开怀里的包，是两个一尺多高的景泰蓝花瓶，外形大方，图案典雅。“不错啊，样子漂亮，挺大气。”杨登彦看了一眼，笑了笑。
这一天，是天安门城楼开放的第一天。筹备者为此精心准备了两份大红证书。一大早，薄熙成又从北京饭店找来了这一对漂亮的景泰蓝花瓶作为礼物，准备一会儿分别发给第一位中国游客和第一位外国游客。
售票处准备好了精美的门票。一份份整齐地对折着，像一张张热情的请帖，票面上印着烫金的天安门城楼剪影，显得格外庄严凝重。从售票处门口，崭新的大红地毯服服贴贴地铺在地上，一路蜿蜒着只待来宾……当这一切都已经筹备好的时候，天色还迷迷蒙蒙的，没有完全放亮。
不过，还有不少人比这些心急的筹备者更早。
清早5时，国旗刚刚在旗杆飘扬，天边刚刚透出第一丝曙光。天安门的值勤人员便发现有人跨过金水桥，径直朝城门走来。值勤人员忙迎上去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反问——
“今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开放，你不知道？”
值勤人员愣了一下，他没料到这么早就有人来，赶快给这位游客指点购票地点。随后，一个、两个……希望尽早登上天安门的中外游人陆续来到城楼下的购票处，队伍越来越长。
朔风凛冽，站在四下空旷的金水桥畔，等待着的人们搓着手，跺着脚，脸上却带着无法掩饰的兴奋神情。队伍中，几位中年男子穿着厚实考究的呢子大衣，这恐怕是他们最郑重的衣着了。还有一对夫妇，端端正正地穿着草原牧民的传统服装。“如果不是亲临那种场面，你根本无法体会到排队时的庄严肃静的气氛。个个一本正经，仿佛不是来游览，而是准备发表就职演说，准备接受电视采访似的。”当时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董保存描述说。
9时整，一声铃响，天安门东西马道的朱红色大门缓缓打开了，等候已久的游人第一次体验到“马道通天”的感觉，一步步走上了城楼。一位妈妈领着自己的小女儿边走边俯下身子轻声教导：“这是毛爷爷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地方。”
自溥仪出宫之后，故宫被辟为博物院，但始终没有人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那巨大的拱门终于打开。普通人可以自由地穿过金水桥，走进皇家禁地，去看看过去皇上的金銮殿、龙椅和龙床。但天安门城楼作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平常人是不能上的。
而自这一天起，建成以来就从未向大众开放过的天安门城楼，面向游人敞开了怀抱。
“人民不来叫什么人民大会堂”
作为人们心目中神圣的政治场所，天安门城楼并不是第一个开放的禁地。此前，同样作为重要政治活动场所的人民大会堂早已率先开放。
算起来，大会堂的开放要比天安门城楼早八年多。
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建成之后，人民大会堂一直就笼罩着神秘的光环，一道铁护栏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上，警卫线则一直向东延伸到广场西侧的马路牙上。平时，大家只能站在远处观望这座宏伟的建筑。
1978年，人民大会堂的解禁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一年，影响深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决议大快人心。
会上休息时，与会人员回顾起了当年大会堂命名的故事——
这是一座汇聚了三万多人心血的建筑。建成前夕，毛主席亲临视察时，工作人员向他介绍：“这座建筑物现在还没有名字，周总理曾说过，等建好后由主席命名。”“你们现在怎么称呼这座建筑？”毛主席问。“我们一般叫‘大会堂’或者‘人大会堂’。”随行的万里回答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毛主席一锤定音。
人民大会堂定名的故事引发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在不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将人民大会堂向各界人士开放参观？“如果人民不能来，那还叫什么人民大会堂？”有位高级领导人当场提议，人民大会堂作为党和国家政治活动的最重要场所，地位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极为重要，为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体现我们党拨乱反正的决心，人民大会堂应该而且可以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向各界群众开放。
这个建议刚刚提出来，就得到了周围同仁的一致赞成。大会堂开放，就这样变成了现实。
1979年1月27日晚，一度中断15年的首都群众欢庆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在联欢会上讲话，她激动地说，过去的人民大会堂，人民不能来，现在人民大会堂的禁区已经被打破，它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将向各界群众开放。
话音一落，掌声四起，长久不息，在场的人不禁拍红了手掌。
开放的脚步比预想得更快。当年3月10日，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铁栏杆被全部拆除。大会堂的大门打开，开始拥抱人民。7月15日，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人们可以参观、游览、照相留念。
自此，每天广场上静候入场的人群如同长龙一般，络绎不绝，他们神色庄严地慢慢踱入，满脸笑意地漫步出来。
在当时的环境下，人民大会堂的开放姿态无疑是有着象征意味的。大会堂解禁，受到了海外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好评，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
“大会堂都能开，还有什么不能开？”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激励了不少改革进程中的领头人。而大会堂的开放，也见证了共和国的同步开放。在大会堂开放的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的5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被各自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经济特区，而今，当人们提到这几个特区的设立，往往会用这样一个词语来形容：“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发展，天安门城楼开放的意识也在某些领导人那儿有了松动。
1980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首先提出，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
但是，毕竟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不够开放，胆子还不大，另外客观条件也不成熟，这个想法只是个建议而已。
一封平信唤开放
一晃四年过去了。
通过揭开面纱，接纳游客参观，处于祖国心脏地带的人民大会堂打破了以往给人留下的神秘感觉。而三角钱一张的门票虽然不多，却也给这里带来了一些经济收入。
而这，仅仅是大会堂开放的第一步。
人民大会堂里时常有数千人同时就餐，为此拥有数百名厨师，其中特级厨师就有三十多名。他们具备娴熟的烹调绝技，掌握着中国八大菜系以及各种西餐的正宗做法。
但人民大会堂也并非天天都有国宴，并非天天都有数千人就餐，那这么多的烹调大师和优秀服务员该做些什么呢？
过去的做法是，有宴会时，工作；没有宴会时，学习。对于身怀绝技的厨师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浪费。
从1984年起，大会堂开始卖快餐了，这被游客们惊喜地称为“大会堂练摊儿”。这一年，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开始实行部分企业化管理。
在绝对保证党和国家政治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大会堂拟定出“五年改革设想”，提出“保证逐年减少国家行政拨款，力争五年内达到行政经费自给自足，以减轻国家负担。”对于这份大会堂提请的报告，中办欣然批复“同意”。
于是，人民大会堂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开始向参观者卖快餐。万人大礼堂可以参观、宴会厅里可以就餐，会议厅可以租借……人民大会堂从此结束了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历史。
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两条腿”走路给大会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1984年到1986年，仅仅两年的时间，大会堂的行政经费便实现了自给自足。
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友谊商店同样向普通人敞开了怀抱。
始建于1964年的北京友谊商店是中国最大的一家涉外商店。自1973年迁至长安街东侧营业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友谊商店可谓独享尊荣。国人只能凭护照出入、商店里只收外汇券、很多外面买不到的紧俏货品都能在这里找到……这些都在表明着友谊商店与众不同的地位。
当时，出入友谊商店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凭借外汇券购买到一些紧俏货则是人们炫耀的资本，对访华的各国领导人来说，逛一逛友谊商店几乎是他们来华的“保留节目”。
从1984年开始，一直板着面孔的友谊商店慢慢放下了它高贵的身段。第一步，是从一张小小的“夜市券”开始的。
和很多同时期流传的精美票据相比，由友谊商店自己印制的“夜市券”显得有些简陋。它不过是一张和粮票一样大的小小黄色纸片，油印着“夜市券”三个大字，并在下面注明“某年某月某日晚7时至9时有效”。
不过，千万不要小看这张不起眼的“夜市券”。这一张张两指宽的小纸片，就像是通往幸福大道的入场券，让数以千计率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买到了自行车、黑白电视乃至彩电、收音机等梦寐以求的商品，让他们实现了家庭梦想。
和人民大会堂相比，友谊商店的开放显得悄无声息。一家商店，即使身份再特殊，也不会如何轰轰烈烈。不过，友谊商店的开放和国人的生活水平更加息息相关。家住西城的周月明老先生至今都记得，儿子在友谊商店买了进口糖果招待来家做客的朋友，结果这些新鲜的零食让客人们羡慕不已。告辞的时候，周老先生给每人送了5块糖，大家都如获至宝。
进口食品、自行车、缝纫机、皮鞋、洋酒、外贸服装……这些当时只能在友谊商店出现的高级商品，随着友谊商店的开放，也向寻常百姓露出了笑脸。如果说，人民大会堂的开放颇富象征意义，代表着中国政治上的进一步放开，那么，友谊商店这一张小小的夜市券，则是改革开放中无数国人想要过上更好的日子，想要得到更高生活水平的如实写照。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一年，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一次对外开放。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全部开放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14个大中港口城市。有如雄鸡的共和国版图上，开放的大潮迎面而来。
就在这时，一封平信，重新把天安门城楼开放纳入到人们的视野中。
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信，放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桌上。信件的内容很简单——要求顺乎民意，开放天安门城楼，供人们参观。信中写道：
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我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幻想’、‘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以前谁想过可以进入中南海参观？现在不已经实现了吗？当然，要开放天安门城楼必须确保安全，但只要有现代化的设备和必要的措施，安全是能保障的。万一有坏人想破坏，也并不可怕，可以教育人民。
在信中，这位署名“华兴”的人还提出了天安门的维修经费可由爱国侨胞捐款赞助等具体意见，可谓周到细致。
这封信受到胡耀邦和当时中央多位领导人的重视。在多位领导人圈阅后，最终，当时的中办主任王兆国批示：“请北京市提出具体意见，报中央审批”。
天安门，这座古老的城楼，在一封平信的催促下，缓缓张开了一丝门缝。和当时正处在改革激情下的中国一样，天安门在呼唤，也在等待。
龙年之前一定开放
1986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城楼组织了一次内部开放，接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英模代表。当这些人兴高采烈地登上城楼时，他们想到的不仅仅是自己享有了一种荣誉，而是更深更远。
有的代表问工作人员：“什么时候天安门能正式开放啊？”而人大代表庄庆汉更是直接在留言簿上写下：“天安门城楼的开放，将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标志。”
此后，每逢“五一”或国庆，天安门城楼上都会迎来一批客人，有时是辛勤工作多年的劳模，有时是优秀教师、工农兵代表等英雄群体。站在城楼上远眺，广阔的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
而在此前的1985年，天安门广场上还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北京的旅游业逐渐发达起来。而无论是中外游客还是港澳同胞，只要来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是必不可少的游览之地。
天安门广场逐渐遇到了难题。偌大的广场上空旷如也，大老远过来参观的客人们撅起了嘴。“这是什么天安门？”游客们的意见像雪片般飞向天安门管理处，他们给广场概括了三个特点：“饿的天安门、渴的天安门、憋的天安门”，埋怨到天安门游览时，没得吃、没得喝，就连上厕所也不方便。
1985年5月18日，作为天安门城楼开放配套设施的天安门旅游服务部率先正式开业，广场两侧也设立了流动厕所。此后，在广场和故宫参观的游人能够方便地买到饼干、饮料、香烟、纪念品等商品，也不会在广场上无处“方便”了。
设立这些便民措施，看起来是很不起眼的事情，却也需要一番周折。据当时在天安门管理处工作的冯人凯回忆，直到1980年，天安门管理处还只有八名工作人员，因此被戏称为“八大员”。在计划建立服务部后，管理处不仅要精心招聘、培训，更是连每件商品都要用心挑选。“天安门无小事。”冯人凯回忆说，“在天安门，不能出现服务态度不好的现象，卖的食品和香烟更是不能出问题。”
天安门旅游服务部，成了天安门开放的先行军。“等到天安门城楼正式开放的时候，我们在城楼上设立服务处，卖一些食品饮料和纪念品的时候，就已经驾轻就熟了。”冯人凯说。而像冯人凯这样的当事人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是，几个小小的摊位，却不亚于天安门迈向开放的第一步。从天安门旅游服务部开始，大家的思想逐渐放开。既然把天安门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来布置，自然也就不会认为在这片曾无比神圣的广场上卖东西、拍照片或者设置厕所有什么不对。
但是，当时的城楼上还不能让普通人自由买票上去参观，甚至是常年工作在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绝不能随便登楼。城楼开放前，所有为城楼做日常保洁整修的登楼人员都在中央警卫局备案，均需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每次登楼前均需用电话向中央警卫局请示，得到许可后才能登楼。
不过，一切都阻挡不住开放的脚步。可以为之佐证的是，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被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成为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重要战略意义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