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着随随便便，为人朴朴实实，谈吐随随和和，走在大街上就像随处可见的心宽体胖的大师傅，让人绝想不到他会是鼎鼎有名的收藏家、文物鉴赏家。这就是大玩家王世襄。就是这位“大师傅”竟使市井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不经意间“玩”出一片新天地。令人遗憾的是，11月28日，这位“中国第一玩家”在北京辞世，享年95岁。

　　王世襄生于书香门第，长在京城的官宦之家。祖上三代，有进士出身、威震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说到为何没走上与先辈一样的仕途，王世襄生前笑言：“父亲不让我进官场，认为没有意思，不如学一门技术。”结果，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王世襄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但是，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王世襄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

　　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可是，经王世襄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他不失为一位玩物并研物的大玩家。可别小瞧玩儿，它能陶冶人的性情，能让人长寿。正是因为喜欢玩，王世襄活到90岁，不觉得自己老。

　　有人说，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致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状况。对于明式家具的研究，也是需要对实物进行观察。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和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鲁班馆家具店或晓市的旧木料摊、打鼓收旧货人的家，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

　　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口不卖了。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元，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差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元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今天，老先生对这对杌凳当然格外看重，当初买回去又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图片收录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当然，其价值也许值400元的20倍了。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这些年来，王世襄潜心于发掘濒于失传的“冷门”学问，他曾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明代家具珍赏》，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

　　不过，回首一生，王世襄生前认为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参与收回几千件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惟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惟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于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该书成为文物工作者、美术学院师生的重要参考书，成为漆器制造企业的主要教材，亦深受海外学人的重视，被广泛引述。

　　作者 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