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05年7月22日到9月17日,169位普通市民走进建言堂,为正在制定的北京“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这项由北京晚报和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主办的活动,在当年创下16%的民众知晓度。 “超越了媒体的一般操作模式,北京晚报配合市政府为‘十一五’规划在编制的过程中‘问计于民’做了一次‘主办方’。”时任北京晚报副总编的张明非告诉记者,最初的想法只是想开个专栏或搞一次征文,筹备会上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形式不会有什么效果,“得吸引市民关注到‘十一五’,走进‘十一五’,同时还要找到让大家畅所欲言的通道。所以,才有了这次“量身定做”的建言活动:首先,我们将‘十一五’规划中最复杂且事关重大的四个问题确定出来,它们是‘人口控制、缓解交通拥堵、节约型城市建设,就业和劳动保障’,把这些问题登在报纸上征集各界市民的意见,然后在报名的市民中挑选代表参加四大主题的建言会。当时,一切可用的手段都被调动起来了:报纸、电话、平信、网络、短信……算下来足足发动了16万市民参与;而最后走进建言堂的169位普通市民,就是从中遴选出来的代表。” 发言也有“规定动作” 和“自选动作” 时任北京电视台《北京热线》节目主持人的王旭东提起两年多前那四场大型市民建言会,还能回忆起当时热烈的现场气氛:“每一场都有亮点,记得有个韩国女孩直言‘抨击’中国人外出就餐浪费的现象。另外还请来了陈佩斯和孟京辉,名人参与让活动更加丰富和更有影响力了。” 市民建言会在形式上安排了“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每一位参会的代表都有规定发言时间和自选发言时间;“抽签决定顺序,超过时间还有响铃提醒!”当年全程主持市民建言会的王旭东说,建言会安排得既紧凑又活泼,让他记忆犹新。 “与市民面对面地听取意见,还是第一次” 时任市发改委委员,“十一五”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卢映川,对当年连续四场的建言会印象深刻:“以这种面对面的建言形式和市民直接对话,听取他 们的意见和建议,还是第一次;开创了一种新的交流和沟通渠道。”现任市发改委副主任的卢映川说,建言会“真正丰富了十一五规划”。 会后,专人整理的各种建言及时转给了政府各部门,特别有价值的还被吸纳进了“十一五”规划里;后来北京开展的许多听证、公示制度,也借鉴了当年建言会的经验。 “市民行”请来 “明星义务讲解员” 作为2005年“建言十一五”活动的后续,2006年,在“十一五”规划被市人代会批准后,一场市民走进“十一五”的“主题行”活动,又被晚报人打造成了品牌。“组织市民开展新农村行、科技行、环保行和文化创意行再次得到广大市民的热情参与,征集报名时就已非常火爆,”张明非说。明星义务解说员包括纪连海这样的“红人”,申请参加活动的市民更是踊跃得“令工作人员为难”。最后有40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晚报聘请了北京市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担任义务讲解员,活动启动仪式的主持人是央视名嘴宋世雄,还有赵书、王晋堂、沈望舒、纪连海、袁家方等,他们既是老北京人,又是“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参与者。”担负采访报道的晚报记者龙露介绍。 赵书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他开心地说,制定“一五”时他还在北京上小学,当时曾在北京的有轨电车上义务宣传“一五”计划,到了“二五”他又拿着《人民日报》社论在德胜门城楼下义务宣传,“三五”至“十五”,他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直接参与了计划的制定,没想到的是“十一五”他又再次担任义务讲解员,他对此很高兴,称自已“这是享福又幸福”。时任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王晋堂先生说,他虽然不是生在北京,但在北京生活了60多年,北京的变化历历在目,把这些变化,讲述给市民,把北京在“十一五”期间的发展介绍给读者,是他的义务,也是一种责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研究员沈望舒先生说,他是“插空”来担当义务讲解员的。他说每个人的生活圈子都是固定的,这个活动让市民有机会了解别样的市情,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行,一下子就让市民对文化创意产业有了个感性的认识,非常有意义。此外,名嘴宋世雄、纪连海等也抽出宝贵的时间参与了解说工作,用他们的知识诠释北京“十一五”规划。 在社会活动组织方面的创新与灵动,加上读者、市民对《北京晚报》的信任,共同打造了晚报社会活动的特别效应,那就是——参与度高,认同度高,成效显著。实习记者窦媛媛 评述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兵 以往,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只信赖专家,而忽视了公众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公众中建立信任和透明化的必要性。晚报组织的多种颇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也应该是社会民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建言堂,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决策形式,也与国际上公众参与决策的发展潮流相一致,尤其是在不设立年龄、职业甚至国籍限制等“门槛儿”的前提下。 市民建言“十一五”活动现场 “市民行”活动走进中华世纪坛 “市民行”参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市民行”参观4D影院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