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登上健康快车及手稿 图二:本报摄影部纪念扑克及台历

　　今天下午4时开始，北京卫视(BTV－1)将播出大型纪录片《北京城半个世纪的足音》，以第一手的采访、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和大量珍贵画面，展示了北京晚报自1958年3月15日创刊以来的风雨历程，并透视出北京城市发展变迁的50年。本报刊出部分解说词，并敬请您收看。
　　
　　“来份晚报”在北京大大小小的书报亭前，只要有人这么一说，卖报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递给你一份北京晚报，这种默契持续至今，已经50年了。
　　2007年1月上旬，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全市18区县的2496名读者进行了真实而又详尽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市常见的17种机关报和都市报中，读者阅读率最高的是北京晚报。32％的被调查者，在只允许购买一份报纸的情况下，首选北京晚报，这一比率远远高于其他报纸。
　　2008年1月，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再次对北京市民的阅读习惯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人群由2007年的2496名，扩大到10046名。其中58.7％的被访者订阅、购买和经常阅读北京晚报，这一数字稳居18种机关报和都市报的榜首。比2007年上升了5.1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北京晚报在读者首选率和影响力以及五大都市报周末版喜好情况的调查中，都高居榜首。在首选北京晚报的读者中，更有52.4％的读者，以每周五天以上的阅读次数成为高度忠诚读者。
　　一份报纸长期占据北京报业市场的半壁江山，这听似传奇跌宕的故事，其实是由北京晚报与京城百姓50年来的生活点滴串联而成的，不可模仿、不可复制。
　　2008年大年初二(2月8日)，正值春节期间，北京晚报读者热线接到一个特殊的电话，一位河北孕妇在即将临产之时，被医院查出已处肝癌晚期。放下电话，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孕妇张旭兰所在的佑安医院。
　　(张旭兰丈夫)大年初三钱花光了，还欠了医院3000多，这时候想起了以前在北京工作时候看过北京晚报，这个媒体挺好，销量挺大，抱着试试的心理找了一下，没想到当天早上十点联系的，下午两位记者就赶到了。
　　(第一个赶往现场的记者林靖的采访画面)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2月9日大年初三，京城一百多万沉浸在春节喜庆之中的市民，便在北京晚报上读到了这样一篇报道，名为《肝癌孕妇忍痛等待分娩，奥运宝宝成为唯一寄托》。文章最后一句话触动了百万人心:希望好心人救救她们母子。
　　(张旭兰丈夫)第一笔捐款是晚上7点多钟，拿了一万多块钱来，当时就把欠款补上了，也没留下姓名。得胃病的大妈，父子、大爷纷纷捐钱。他们都是看了晚报过来的，手里都拿着一份晚报。
　　(佑安医院院长)我们有义务和有责任，来保全母子，我们尽可能地来延续她的生命，使母子能够有一天团聚，让孩子能够叫一声妈，让母亲能够抱一抱孩子。这是作为医院和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这件事也得到了北京晚报和北京市民的广泛关注。
　　(叶晓彦采访画面)2月10日下午，佑安医院的院长，亲自为即将接受剖腹产的张旭兰注射了两针抗癌基因，以最大限度保证婴儿的安全。下午5点左右，婴儿顺利出生，截止到此时，距第一篇报道仅仅两天之后，第二天下午，所有关心张旭兰安危的北京市民，都从北京晚报上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善款累计46000多元。病重的张旭兰已经很难开口说话，她用笔给丈夫写下了一个请求。
　　(张旭兰丈夫)她让我用手机拍下每个捐款人的样子，给她看看。“大爱无言”，北京人正是以博大的胸怀和仁爱之心，温暖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而北京晚报，正是这份温暖的传递者，它在人与人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彼此沟通、相互帮助的桥梁。
　　从上世纪60年代救助61个阶级兄弟的《千里急救》故事进入小学课本，到2000年为一户普通居民缺水过年呼吁、惊动当时的市委书记，调动各部门迅速解决、使百姓过上祥和年，50年间，北京晚报站在人民中间，点滴中汇集情感、日复一日地积累、一点一滴地挥写着与读者之间的动人篇章。
　　创刊初期
　　在这个生活节奏飞快的时代，难得有人还能抽出时间来为一份报纸写篇读后感式的文章。但是北京晚报偏偏就有这样的魅力，读者征文是北京晚报在50周年推出的一项纪念活动，征文连带着感动，如雪片般让编辑部应接不暇。
　　2007年12月11日的北京晚报上，刊载了这样一篇读者来信。特别的是，这不是写给北京晚报50周年的生日贺辞，而是写给他已故母亲的一封家书。
　　母亲:儿给您写信是告诉您这个特殊的日子。今年是北京晚报创刊五十周年……记得一九五九年您开始有病，因生活所迫我独身去南方学技术，从此给您读报的事就断了。一年后我回北京才知道您去世了……您没给儿留下遗物，只有三十五张晚报整齐地放在家里。……想到给您读晚报的情景，我抚摸着晚报，人生以来第一次大哭了一场。母亲啊，这三十五张晚报我给您保存整整二十九年。在一九八八年父亲去世后，在给您二老合葬时，我特意将那三十五张发黄发脆的北京晚报，一块入土，了却了儿子对您的心愿！
　　当年每晚都要给母亲读报的中学生，如今已经年近七旬，用老人家的话说:如今一家四代爱读晚报的基因始终没变，传给了儿孙。
　　晚报创刊
　　这是一份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北京晚报的请示报告。当邓小平同志在这份报告上，亲笔落下“拟同意”三个字的时候，北京晚报作为当时唯一一份都市报从此诞生。当时它的定位是:面向基层，补日报之不足。比日报更加直接地面向群众。
　　1958年3月15日，第一份北京晚报递到了读者的手中。都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但对于北京市民而言，从此多了开门的第八件事儿，就是买晚报看晚报。
　　在那个信息不够发达的年代，北京晚报几乎成为京城百姓唯一的精神食粮，人们开始每个月从生活费中，划分出一部分订报钱，而北京晚报也成为第一份由市民自主订阅的报纸。
　　当年仅仅4版的篇幅，却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听到各种各样或熟悉或陌生的声音。这在今天看起来再寻常不过的需求，早在50年前，却是一份奢望，是北京晚报缓解了人们对知识、对信息的渴望。
　　燕山夜话
　　一篇好的文章，能够让读者感觉仿佛在与作者对话，每当人们打开报纸，都在想象着文字背后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曾几何时，《燕山夜话》被人们想象成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敢于直言的学者，而真正的作者——邓拓，每天正是通过北京晚报，走进了北京的千家万户，与百姓促膝长谈。
　　1962年8月16日，邓拓同志在《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长发的奇迹》。文章开头提到，这是应一位广播学院的学生之托，回答中国历史上关于长发的故事。
　　巧合的是，2008年1月31日，一位姓肖的读者寄来一篇文章，名为“北京晚报我的良师益友”，文中再次提及当年那篇《长发的奇迹》，此时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这件事真实的背景。46年前写信向邓拓提问的读者，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学生，当年院长主张:学新闻的人，必须观察社会。于是这位学生在观察社会的过程中，发现了公交车上留着过腰长发的女子，进而对中国的长发文化产生了兴趣，他抱着试探的态度，提笔向邓拓先生请教，这才诞生了这篇《长发的奇迹》。
　　一篇平常的文章，一段不足为奇的故事，却使我们体会到了北京晚报当年对于读者的意义。在那个年代，它是百姓求知的首选途径，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在这份报纸上听到自己的声音，得到想要的答案，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读者待遇，是人们不敢想象的。
　　北京晚报作为读者的良师益友，可反复阅读，具有学习价值。
　　或许正是因为太亲切、太熟悉，北京晚报细微之处的成长与变化，往往被视作顺其自然，甚至被忽略。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1964年10月1日，报头上的“北京晚报”四个字发生了细微而又重大的变化。
　　从这天起，北京晚报替换上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的报头。如今44年过去了，这段历史仍然是晚报人念念不忘的骄傲。遗憾的是，曾经的当事人，如今或者退休，或者已经故去。为了把这段44年前的记忆梳理得更加清晰，晚报人找到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时任晚报创刊的记者、现在是中国新闻史地方志的编辑王迪。2008年春节期间，总编辑带着北京晚报对老同志的问候和一份特殊的任务，亲自登门拜访。
　　(王迪采访画面)从邓小平批示到毛主席题词，从“面向基层”到“站在群众中办报”，北京晚报把“党报的血统”和“亲民的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注定，它是北京50年来独一无二的一份都市报纸。
　　一直以来，报纸对于读者而言都是过眼云烟，其生命周期仅仅一天而已。而北京晚报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无数的北京家庭，都把多年的晚报当成了收藏品，闲暇时翻出几天甚至数月前的北京晚报，仍然耐人寻味，甚至能让人回忆起当初的那段生活岁月。
　　早在1990年，北京晚报为纪念复刊十周年，曾经进行过一次简单的“荣誉读者”调查活动，在这份报纸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的评选标准，“为确认荣誉读者身份，请读者携带十年来的订阅单、身份证及户口本与本报群工部联系。”
　　(侯世琴)没想到我们一报道这个事，又有人来电话了，说我告诉你，我们家就十平方米一间小屋，我一张不落地把报纸留着，甚至“文革”前的报我都有，但我们家没地儿，我们家就一大双人床，全在我的床底下呢，我弄不出来，你得上家里来看看。
　　曾经的一幕幕，让晚报人至今难忘。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07年1月，负责北京晚报创刊50周年征文活动的工作人员，从读者投来的稿件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王双喜。经过核实，这正是在1990年调查活动中，那位把北京晚报堆在自家双人床下的热心读者。
　　怀着忐忑与激动，我们找到了王先生的住处，显然这里早已不是18年前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人们的生活在变，但是对北京晚报的感情却依然如故。
　　(王双喜)四口之家收入仅有70多元，先留出订晚报的钱，一天没离开晚报。看完后，我一天不少地按日子一月一沓、一年一捆，整整齐齐地码在木床下。那时，住平房，地面返潮怕弄湿报纸，便找来木板垫在地上，再铺上塑料布，才放心地存放。需要时，又常再爬进床下找出来翻看。
　　至今王先生还保留着18年前北京晚报颁发的“热心读者”证书，他把这看成一种荣誉，更是一份情感的见证。
　　随着征文的展开，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令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有读者坦率地写到:今天是征文的最后一天，我犹豫再三，还是把早已写完的稿发给您了。犹豫的原因，一是自己水平所限；二是看到的应征文章作者大多是专家、名人，就更不敢投了。
　　这位姓董的读者，把投稿的最终原因，归于“实在按捺不住全家五代人对北京晚报的情缘”。如果不是亲自登门，估计我们很难相信，一份报纸竟然有着这样的魅力。
　　(热心读者董宝珠)孙子学会的第一个词句竟然是北京晚报。
　　一直以来，北京晚报说的是百姓的话、写的是百姓的事儿，所以才会得到百姓长久以来的拥戴。难得的是，在这一篇篇通俗易懂的文章中，却可以看出作者扎实的文学功底。正是因此，北京晚报被无数读者称为“良师益友”，从中“受益匪浅”者更是比比皆是。
　　回忆起1990年，从来没有干过宣传工作的董宝珠被任命为单位的党委宣传部长，从此以后，北京晚报一个名为“一分钟小说”的专栏，成了她苦练基本功的良师益友。
　　“一分钟小说”是北京晚报早在1958年创刊的时候就开设的栏目，所谓“一分钟”，是要求小说短小精炼，能够让读者在一分钟之内读完。起初给北京晚报投稿的都是业余作者，直到1986年之后，我们已经可以从当年的报纸上，看到莫言、海岩、刘心武、王朔这些著名作家的名字。
　　当年的一分钟小说，讲述的大都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北京电视台还以此为基础，拍摄成了系列短剧。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语言学院等高校都给外国留学生开办了“一分钟小说学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