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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编审的偶然发现
发现这份史料，并最早将这段史实撰文发表的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编审方厚枢先生。这位81岁的老专家也是《北京晚报》的忠实读者，说起发现晚报创刊批示的经过，记忆清晰如昨。
“发现是很偶然的，但是发表出来却是煞费苦心的。”方厚枢回忆说。1995年开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与中央档案馆开始合作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曾任研究所副所长的方厚枢担任副主编。2003年底开始编辑的第9辑收录的是1957、1958这两年的史料。由这一辑执行主编方厚枢负责编辑来自中央档案馆的史料。
当邓小平关于创办《北京晚报》的亲笔批示出现在眼前时，方厚枢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很高兴，但由于当时《史料》只收出版方面的档案，新闻方面的档案未收。”方厚枢就将档案复印了一份，小心翼翼地保存在研究所。而晚报的创刊故事却从此植根于脑海，直到2004年6月接到《北京党史》杂志约稿，才“在多方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写成文章:邓小平批准《北京晚报》创办”，了却一桩心愿。
市民需要一张晚报
根据方厚枢的调查和介绍，1957年，上海已有了《新民晚报》(期发行数17万份)，天津也有了《新晚报》(期发行数5万份)，而北京还没有晚报出版。因此，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不断有代表提出提案，也有人民来信向市委反映:北京需要一张晚报。
北京日报社的负责人曾为办晚报事口头向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第二书记刘仁请示，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1957年8月16日，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总编辑周游联名向市委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建议由北京日报立即筹办一张晚报——北京晚报，以满足群众的需要，并占领这个宣传阵地”。
《报告》中对晚报的领导关系和报纸的读者对象及主要内容等提出具体意见:“北京晚报是市委领导下的报纸，具体业务由北京日报编委会领导，每日出刊四开四版一张，它的读者对象是城市居民——包括工人、店员、手工业者、干部和家庭妇女。每天有两版新闻，两版副刊和专刊。内容除时事新闻(综合改写)外，偏重于本市新闻(补日报之不足，如登一些各区消息)、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社会新闻——通过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章，培养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和新公民的思想修养。注意文短，图多，通俗易懂，编排活泼而又不流于庸俗。”
小平批示“拟同意”
北京日报社给市委的请示报告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同意。1957年8月22日，市委宣传部发函请示中央宣传部批准。
中央宣传部8月29日收到北京市委关于创办《北京晚报》的请示报告后，周扬副部长于30日签署“可以同意”的意见，陆定一部长于9月3日在报刊处拟出的文稿上批:“送中央”。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于9月4日在中央宣传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拟同意。刘、周、朱、陈、彭真核后退宣传部办。”
9月10日，中央宣传部向北京市委宣传部发出1957年发文第720号批复函，内称:“8月22日函悉。经请示中央，同意北京市委创办《北京晚报》，此复。”
1958年3月15日北京晚报创刊
北京市委接到中央同意创办《北京晚报》的批复后，立即进行晚报的各项筹办工作。
经过短期试刊，1958年3月15日，北京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晚报——《北京晚报》在这一天正式创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晚报》被迫于1966年7月21日停办。
1979年10月下旬，北京市委正式批准《北京晚报》复刊。在此之前，中共北京市委彻底为《北京晚报》平了反，北京群众纷纷写信、打电话，迫切希望《北京晚报》早日恢复出版，在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还有代表提出了要求晚报复刊的提案。
在1979年开始的筹备工作中，《北京晚报》召开了老作者、新作者的通讯员大会，先后听取经济界、政法界、文艺界、体育界、科技界、卫生界等各领域的专家、读者代表的意见、建议，为1979年12月25日、1980年1月10日两期试刊奠定了基础。
1980年2月15日，经过紧张而精心的筹备、试版，《北京晚报》正式复刊。 本报记者辛宏J030
那是《北京晚报》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日子。
1957年9月4日，邓小平在一份请示报告上落笔批示:“拟同意。刘、周、朱、陈、彭真核后退宣传部办。”(注: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这份来自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请示说:北京市委拟出版一张晚报，定名“北京晚报”。我们认为可以批准他们出版。兹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来函及北京日报“为出版北京晚报给市委的请示报告”附后，请中央核示。
小平批示“拟同意”的中央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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